一节特殊的语文课

    从浙江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朱林鹏在一所县中当语文老师。“一节课要么有趣，要么有情，要么有用。”他说，从功利性上讲，语文课很难实现最后一个功能。于是他在前两者上加强。春分时，他带着同学们去操场玩飞花令，感知春天的到来；余光中去世第二天，他一时兴起，花一节课回溯了诗人一生的诗作。

    在高中语文课本的入选篇目《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以自己的视角，回顾了马克思的一生。受此启发，朱林鹏布置了一项作业：请学生以他人的视角，为未来的自己撰写一篇悼词。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漠视死亡教育，让人不懂得此生为人的珍贵与短暂，造成个体对生活的冷漠和对生命的轻视。”

    “他竟然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最初，朱林鹏单独抽出一节课，让学生为接下来的悼词写作做准备。他会播放一则关于死亡的视频——亲友在下葬的墓前聚集，棺材里，播放着逝者生前录好的音频：“有人在吗？棺材里有点黑”，语气诙谐。

    悼词里埋着一个人日常形象的速写。

    有人在悼词里大开脑洞，一个学生写道，“叮咚，您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去另一个世界”，这是穿越时空的网文里常见的设定，在这个世界的生命结束后，可以去往另一个新世界体验新生活。

    长得高高壮壮、每天都第一个到教室学习的班长写道：“你发誓不再过那样枯燥、循规蹈矩的生活。要多做些青春的疯狂的事，独自一人为了多彩的生活而生活。按自己的想法而过。你活得一定很累吧。”这让朱林鹏惊讶。

    课堂上最调皮捣蛋的学生，在悼词中表现出矛盾的一面：“他想着做个好人，可最终还是一事无成。他厌恶这个世界让他存在，可又感谢这个世界让他栖身多年。”

    据朱林鹏描述，这位同学经常是课堂秩序的破坏者。但在日常随笔作业和悼词里，他反而展现出了某种秩序：他敏感于季节物候的转变，批判新闻事件中自以为是的父母，认为亲子关系是双向交流的结果。“他对这个世界很深情，但在现实当中表现得无所谓，反抗一切、调侃一切。”朱林鹏说，“其他同学不看他的文章，根本就不知道，他竟然能写出这样的东西。”

    “我”到底想要过怎样的人生

    第一届开悼词课时，朱林鹏也为自己写过一篇悼词，但他不愿意翻看成文。“我的职业已经确定、家庭也确定、大概率一辈子都是待在临海这个地方，但学生不同，我人生的想象空间不如他们来得丰富多彩。”

    帅芯宇16岁，头脑活络，热衷写类型小说，写完后在同学间传阅。她的想象力不拘泥于现实，最新的写作对象是星际警察，在不同星球间执法，解决其间的黑恶势力。

    在悼词里，她设想自己是位天文学家，在死亡的最后一刻实现了毕生所求——在演算纸上圈出那颗银河系内、太阳系外星星的具体位置，并将天文望远镜对准了它。她觉得活得太久不是件好事，把寿命定格在35岁，“倒在了黎明前，和我的永夜共生”。

    悼词作业的要求是，以他人的视角来写。确定视角之前，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我”到底是怎样的人？

    “当时在写的时候，我就挺困惑自己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怎么样的结局。”帅芯宇说，“不当天文学家，当小说家，我也很乐意。”但现实里，父母对她有更务实的期待。帅芯宇的家人基本从事警察、医生、教师、会计四个职业。父母对她未来的预期，也在这些稳定的选项中。

    为此，母亲培养她看早间新闻的习惯。她观察，新闻里通常出现的都是“这个首富”“那个科学家”又做了什么厉害的事，“没有什么新闻会讲一个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很痛苦，最后只好写作业……哪一个公司白领今天被领导骂了，但最后还是重拾信心继续工作，我觉得成为小说家也是一件很伟大的事。”帅芯宇说。

    写悼词之前，她觉得成功的人生是在大城市买一套房，站在最高点俯瞰城市，在商业世界如鱼得水。“但是我在写悼词的时候就想，一直待在最顶端活得也太累了，死前也这么累，好像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这让我不再畏惧死亡”

    死亡是朱林鹏常会讲到的话题。课堂上，在讲《百合花》时，他和学生分享了一则网帖中关于“至亲离世当下不感到悲伤是否冷血”的讨论。他试着和同学们分享一种观点：对于死亡，人的感知通常存在时差，当逝者已逝，人会后知后觉，渐渐从日常记忆里，感知到死亡的确凿。

    当一个人走入人群，进入更为庞大的社会关系，死亡不仅因病痛或衰老导致，会展露更加深刻、复杂的一面。朱林鹏曾经让同学们探究《祝福》里祥林嫂的死因。大家的观点大致分成了自杀派、单人作案派和群体作案派。

    学生朱颂觉得，是群体杀死了祥林嫂。她想起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那个人被捅了11刀，可能每个人都杀了他一刀，但是不知道真正让他死亡的是哪一刀，但是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她说，祥林嫂同样如此。文中那些女人，一开始对祥林嫂抱有同情，但祥林嫂不断自述悲惨遭遇后，她们觉得烦了。她们也是群凶的一部分。

    “有的人会觉得死亡是解脱，有的人感到有点畏惧，我感觉是，我既期待死亡，又不希望它那么快接近我。”朱颂曾经看过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里面有一句话，“每说一声再见，就是死去一点点”。朱颂最恐惧的那种死亡，就是余华在《活着》里所描绘的福贵的遭遇。一个人不断遭遇亲人的逝去，最终只有自己一个人孤独地面对死亡。朱颂先前并不相信有死后世界一说。但在老师和大家分享完《寻梦环游记》后，这样的观念有了些许松动。她意识到，当一个人肉身消亡，还可以活在亲友的记忆里。

    她从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里找到安慰。“他说，他车轮折覆的每一处痕迹有母亲走过的脚印，他自己在地坛里‘走’了那么多，可是背后有他母亲照着他的轨迹再走一遍，找他，还是有人在关心着他，感觉是他身上不惧死亡的一种原因吧。”在这个意义上，死亡成了“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让我更加接受、不再畏惧死亡。”朱颂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帅芯宇、朱颂为化名）

    （《南方周末》8.14 潘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