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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关于“新时代农村刑事犯罪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暨“寻衅滋事行为的刑事规制”课题在浙江、福建的调研报告》（下称《调研报告》）中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调研内容引发广泛关注。
《调研报告》显示，浙闽两地农村寻衅滋事案件数量均排在各类罪名的前列，因酒后肇事、赌博引发的犯罪常见多发，因违法上访而被以该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调研发现，该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被告人的主观动机难把握，容易陷入客观归责；二是对违法信访行为能否以本罪论处认识不一；三是因边界不清导致容易被泛化适用的倾向明显；四是与其他相关罪名的区分较难；五是行刑衔接不畅，容易导致行政违法行为被拔高作为刑事犯罪处理。显然，这些问题除了浙江、福建等地，全国其他省份同样存在。
针对上述问题，《调研报告》建议加大对寻衅滋事犯罪案件的审判指导，以司法文件或典型案例的形式，指引地方法院准确适用法律，审慎处理因信访、上访而引发的寻衅滋事案件。
寻衅滋事罪为什么容易“扩大化”？
从立法沿革来看，寻衅滋事罪源于1979年刑法规定的“流氓罪”，自该罪从流氓罪分离出来后，相关争议一直不断，主要原因在于该罪的罪刑规范较为模糊，导致司法适用边界不清，极易出现罪名适用泛化，有悖于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有主张废除该罪的，也有主张分解该罪的，还有主张在司法适用中限制该罪的，观点纷呈，不一而足。
不同执法部门将寻衅滋事罪异化为“包治百病”的政策工具，谁都可以借寻衅滋事罪威慑潜在的社会“滋事人员”。遇到发生有一定影响力的案件时，司法机关为了平息事端，也容易利用其罪刑规范模糊的特性，拿寻衅滋事罪盖棺定论。
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发布的《调研报告》在总结两省地区寻衅滋事罪司法适用情况的前提下，所提出的五大问题和建议，对寻衅滋事罪适用泛化的解决具有探索意义。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改变寻衅滋事罪泛化适用的现实，必须谨防将该罪当成政策化工具，谨防以治罪代替治理。要通过能动司法、案例指导，以及增设特殊的案件审理流程，从而坚守“罪刑法定”原则。唯有如此，才能让寻衅滋事罪回归立法本意，避免其无边界的口袋化。
（澎湃新闻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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