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送快递”

    这不是一名快递员利用业余时间写作，而后通过互联网一夜成名的故事。这是一位原本只顾着一日三餐，无意间抓住写作这根稻草，断断续续14年，终于找到自我表达路径的写作者的故事，只不过这位写作者碰巧当过快递员。他叫胡安焉，一个消瘦的广东人，20岁中专毕业，辗转多地谋生，2009年开始在网络上写作，2023年出版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引发关注。以下是他的自述。

    2017年5月12日，我入职了广东顺德一家当时全国最大的货运枢纽中心，上长夜班，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我要把到站的快件按目的地分拣、打包，或者破开被大大的纤维袋装着的快件，把它们倒在分拣台上。重的纤维袋有五六十斤，要一整晚不停地倒。一到凌晨四五点，人就困得难受，常常感到眼前一黑要失去知觉。身子摇摇欲坠时，又猛地惊醒，模样像行尸走肉。广东夏天热，我试过一晚上喝光3升水，整晚不小便，因为水都从汗腺排掉了。我干了10个月，中间拿过5次A等绩效，但渐渐感到脑子不好使了，反应变得迟钝，记忆力开始衰退。

    写这段故事并非是想向读者说些内幕，更多是一种记录，所以我还选了很多照片，像日记一样。出乎意料的是，这篇文章的反馈以及收入，比我之前10多年写的所有小说加起来都要多。它后来就成了《我在北京送快递》的第一章。

    第二章“我在北京送快递”是我最后一份固定工作。当时在北京通州，平均工资7000元左右。我算过一笔账：按每月工作26天算，日薪大约270块。除去开晨会、晚会、卸货、分拣、装车，每天派件大概9小时，理想状态每小时挣30元，平均每分钟0.5元。派一个件挣2元，因此我要每4分钟派出一个件才不至于掉到平均线以下。

    每个快递员的手机里都有一个“系统”，领件、送件都能实时监测。工作的过程中肯定会关注自己的工作进度，比如说到了中午11点，我想看看已经送了几个，一看送了50个，但是我昨天这时送了60个，我就觉得不行，今天慢了我要抓紧。

    焦虑感就这么来了。如果快了我就会安心，今天比昨天好。如果速度慢了，我后面就要调整方式，比如说有收件人打来电话我就不能接了，因为接了就会浪费时间，我得直接冲向下一家。我害怕犯错，害怕时效慢，害怕掉队。这种心态日积月累，循环往复。

    书写所有打工的经历，是想说明一件事——自己为什么会变成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人。我中专学的是家电维修，后来当过服务生、送餐员，其间还读了成人夜校，学设计专业。2003年毕业后，我先后去了两家漫画杂志，遇到了一些特立独行的同事、朋友。不久，我们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一开始我们住在通州的八里桥，旁边是通惠河，我们用喷灌油漆在堤岸边的墙上涂鸦；后来搬到燕郊，拿着吉他在裸露的潮白河河床上，围成一圈唱歌聊天；一起去石景山雕塑公园的迷笛音乐节，音量震耳欲聋，乐迷都奇装异服，让我感到震撼。

    我并不是摇滚青年的性格，父母教我的处世之道是克己。所以我的性格基调是温顺、内向、沉默。但漫画社的朋友触动了我，让我意识到一些约定俗成的现象不一定就是合理的。这种怀疑意识，成为我的一种持续的个人思考。

    后来，我去南宁做服装生意，商场的竞争激烈而残酷，那段时间积累了很多负面情绪，最后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正当我为自己庸碌的人生自怜自艾时，读到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大教堂》。我感到自己找到了出路，有可能把这平凡、乏味、庸碌的生活中打捞起来，这个出路就是——写作。

    我的文章都是发在网上，看到大家在评论区的交流，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即便个人的选择有限，现实中的生活依然可以有意义——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的困扰对人生更具有决定意义。

    （环球人物网 8.10 高塬 陈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