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一支特殊的“乐队”

    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大概都听过孟达这个名字，历史上的他一生中先后三次反叛，经历堪称传奇！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夕，屯兵在东三郡的魏将孟达，就凭借地利之便暗中与诸葛亮、孙权等人频繁勾连。而对蜀汉而言，孟达与东三郡本不需要诸葛亮费劲争取。因为孟达本身就是刘备入蜀的元勋功臣，而东三郡也曾为刘备集团所拥有。既然如此，孟达此时又为何会为曹魏效命呢？

    孟达叛逃，与刘备的养子刘封有着直接关系。刘封与孟达共同驻守东三郡地区，但两人的关系很差。二人背后，本就是两个不同的地域集团。刘封仗着自己是刘备的养子，经常欺凌孟达，并夺其鼓吹。后一件事，即孟达叛逃的导火索。鼓吹被夺后，孟达又惊又怒，携部曲投降曹魏，并引魏将夏侯尚、徐晃来攻东三郡。申氏兄弟见状，也倒戈降魏，独木难支的刘封最终败退而走。或许，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鼓吹对于一员武将的重要性。那么，“鼓吹”到底是什么呢？

    “鼓吹”之名始见于汉代，但它的起源却莫衷一是。据《宋书·乐志一》记载：“鼓吹，盖短箫铙哥。蔡邕曰：‘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扬德建武，劝士讽敌也。’《周官》曰：‘师有功则恺乐。’”据此，有学者认为鼓吹起源于中国本土，是上古时期军乐的一种流变。但也有学者认为，鼓吹非中原旧有之声调，而是出自“夷乐”或“北狄乐”。不论哪种说法，至迟在西汉初期，鼓吹就从边军进入宫廷，为皇家所垄断。汉武帝时，鼓吹作为宫廷音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为天子出行的仪仗队；而在贵族宴饮中，也经常能见到它。当然，随着使用场合的不同，鼓吹的配置也会进行相应更改，或增删乐器种类，或调整仪仗队的规模。

    除此之外，鼓吹的另一重要用途，就是作为天子的赏赐。被赐予鼓吹的对象可分为两类：一是赐给番邦外属，对其笼络。汉武帝时期，“南越七郡，皆给鼓吹”。三国时，鲜卑大人泄归泥率众降魏，被魏明帝曹叡加封为归义王，赐幢麾、曲盖、鼓吹等信物，可谓荣宠加身。二是将鼓吹赐给亲信或有功之臣。周瑜初投孙策，后者大喜曰：“周公瑾英俊异才，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于是给兵二千人、骑五十匹，又赐鼓吹，“赠赐莫与为比”。 

    既然鼓吹是天子、主公所赐，那它自然代表着武将的个人荣誉。孟达迎刘备入蜀有功，被赐予鼓吹再正常不过。刘备定成都后，以孟达为宜都太守，屯兵秭归。秭归扼守荆州入蜀的咽喉要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孟达能镇守此地，足见刘备对他的信任。然而，自从前往东三郡后，他便处处受刘封排挤，就连主公赏赐的鼓吹也被夺走。如此一来，孟达自然惊怒交加。随着孟达的叛变，东三郡重入曹魏。刘封此举，不仅让自身走上了绝路，也令诸葛亮《隆中对》中“跨有荆、益”战略构想的实现变得困难重重，可谓间接改变了蜀汉国运。

    皇帝、主公的赐予，本质是皇权特许，所以天子信物能成为武将的荣誉象征。在两汉三国时代，还有一些天子信物拥有类似职能；更有甚者，可代天子行事，临时掌握生杀大权。

    泄归泥受封归义王时，不仅被赐下鼓吹，还有曲盖与幢麾。所谓“曲盖”，形似“伞状”，装饰华丽，也用于仪仗队中，早在战国时，它就是将帅的标志之一。汉代时“有军号者赐其一”，仍被军中诸将使用。吴五凤二年（255），东吴名将留赞随军出征，半路发病。后遇魏军追击，留赞自知不敌，便解下象征身份的曲盖、印绶，将其交给侄子后，自己却以身殉国。

    幢，是一种圆桶状的旗帜，可号令三军。在古代，幢一般被视作吉祥和胜利的象征。故而被天子寄予厚望的武将，都会被赐下幢，以示荣宠。麾，即主将用来指挥的旌旗，后引申为将帅本人；因为主帅的部将一般也有资格站在帅旗之下，因此也被称作主帅的“麾下”。通过曲盖与麾的位置，可以轻松找到主帅，关羽斩颜良时，便多亏它们的指引。

    与之相比，假节拥有的权柄更高。所谓“假”，唐颜师古释为“权以给之，不常与”，说明它是临时性质的持节。“节”，即节杖，是一根七八尺左右的竹杖，顶端装饰有旄牛尾。尽管材料普通，但节毕竟是天子赐予，象征着国家与天子的威严。西汉时，苏武被匈奴扣押，仍持节牧羊，以示忠贞；汉末太傅马日磾被袁术夺走“节杖”后，不堪其辱，乃忧愤而死。

    总之，天子信物意义非凡，对臣子而言，这份个人荣誉也需要他们维护。孟达失鼓吹，惊怒而反；夷陵之战后，蜀大将黄权投降曹魏，并主动向曹丕献出印绶、棨戟、幢麾、牙门等信物，就表示归降、顺服之意了。

    （《北京青年报》7.5 瀛洲海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