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是一道光

    ■肖遥

    听说，我大伯曾是个能言善辩的人。大伯第一次大放异彩，还是他上小学时。有一年过年，全家团坐在炕上，炕难得烧得热热的。大伯说：“我来说个书吧。”他讲的是薛仁贵征西的故事，全家人都听呆了。那年头穷苦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忙碌，哪里有过这样的精神享受？他们不知道大伯讲的是一本叫《七侠五义》的书，这本书在学生们手里流转，传到大伯手里已发黄发脆，几乎碎成纸片。大伯就像拼拼图一样看完了这本书，知道这本书以后再也看不到了，一着急就把整本书背下来了。

    我见到大伯时，他已经成了一个不爱说话的人。每年暑假我都会回奶奶家，有一次我跟大伯说想去书店转转，大伯难得开了口，他说去书店干啥，咱家就有书呀。书在哪里呀？大伯笑了笑没吱声。我那时早已适应了我大伯这种说一句咽下去半句的习惯，我甚至从小就很少见大伯笑。说到书，大伯竟然笑了，笑容里还有一丝淘气和得意，后来才知道他笑的是“咱家啥都缺，但还真的不缺书”。几天后我上楼玩，发现那个从前上着锁的套间的门锁，竟然不见了。我推开门，看见里面全堆着书，那些书一摞摞，能堆多高就堆多高，每一摞书都摇摇欲坠，我抽出一本，那摞书就塌下来，流成一条书的河。《人民文学》《收获》《十月》《长江文艺》《青年文学》……大伯的杂志，几乎囊括了20世纪80年代所有的文学杂志。我很好奇，看这些书的大伯是怎样在一个闭塞的西北小县城里生活和工作的？还有，大伯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沉默寡言的？ 

    大伯大学读的专业是天文学，毕业后本来可以考研、留校、在一线城市工作，用我爸的话说，“大哥太懂事了”，他觉得继父把他们养大成人，理应回县城照顾老人、支持弟妹。但大伯没想到的是，他想的东西、琢磨的事儿，县城的人闻所未闻，也全然不感兴趣。他做人做事都不能圆融，只能更躲进书里，和现实显得格格不入。他头脑里那个绚烂的宇宙，别说同事，就连家人都不理解；他说出的话，像一滴油融入不了水，醒目又尴尬地漂在水面上，像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后来的我也多少会有这种感觉。在某种场合就像孔乙己，一开口，自己都觉得不合时宜，久而久之也就懒得开口了。

    大伯的严肃令我们敬而远之，我奶奶经常跟大伯怄气，大伯的儿子们跟他说的话越来越少，他们早早离家去南方打工，觉得离开这个过于沉默的父亲是一种解脱。

    大伯60岁就去世了，在他的葬礼上，堂弟哽咽着念悼词。而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场景，虽然这个场景我也没有见过——在一个破败的小窑洞里，一家人团坐在一起，听金戈铁马、英雄美人、朝廷庙堂、快意江湖，沐浴在大伯讲的故事里，吃了一年里唯一一顿热乎乎的饺子。那个除夕，年少的大伯意气风发、神采飞扬，是那个黑暗的窑洞里一束明亮的光。

    （《解放日报》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