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

    ■童庆炳

    因为贫穷，我的读书之路非常曲折。

    小学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的小学是在解放前读完的。我们乡小学的质量很好，老师也不错。整个小学阶段，我的学习都非常好。只是老师的教学方法还是体罚式的，天天都有体罚。国文课很重要，老师讲课的办法是，先疏通文意，高声朗诵，然后要求我们背诵课文。老师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最后老师再念一遍，完了就让学生们哇啦哇啦大声地读，所以整个学校都是读书的声音。作业也是背诵，头天教过的课文，第二天要对着老师大声地背诵。要是背不出来，会被老师用竹鞭打手掌，然后到教室外跪着背。

    一般情况下，我都是背得比较好的。我在学校里读一读，回家又在小油灯下读一读，一般都能背出来。记得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没背诵下来，结果被罚跪，那天被罚的同学有一长排，从教室外面一直跪到教室里。地面是细细的鹅卵石，很疼，只有几个同学免于被罚。但总的来说，我算是罚跪次数最少的，偶尔有一两次，四年级那次不留情面地被罚就是其中一次。     

    那时我能够背下的东西很多，不仅有古代的诗文，也有许多现代的篇章。其实，我们讲的客家话与普通话相差较大，背诵几乎是那时候唯一的办法。我们管“上午”叫“昼时”，“下午”叫“昼了”，都是古文词。这些词在普通话里没有，而普通话里的“上午”与“下午”在我们家乡话里也没有，所以我们只能背诵。老师把家乡话和普通话都写在黑板上，每一个词都要背。有的发音相差很远，甚至一些称谓也不一样，比如我们那儿把奶奶叫“妈”（入声），而母亲叫“奶”。    

    对我而言，学习是非常愉快的。读书时，我不断地得到学校的表扬、奖励。母亲从我小时候开始，就在我们吃饭的饭堂墙壁上，从下往上开始贴我获得的奖状。最终小学毕业后，我的奖状贴成了一面墙。那是我的“博物馆”，只要有生人到我们家，母亲就要想办法把他们引到这面墙壁前，高兴地给客人讲这张或那张，有时候母亲讲错了，站在一旁的祖母就会出来纠正。母亲和祖母都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优异而自豪。她们对我的爱是溢于言表的。

    然而生活不会一帆风顺。到了1949年，我要到县城考中学时，父亲的意思却是小学毕业后就不读书了，必须在家参加劳动。父亲说：“你读了初中有什么用，还是回来种地，家里也困难，因为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与其去读书，还不如回来帮把手，做个劳动力。”况且，全县报考的有四百人，只录取四十人，机会很小，父亲说你也不一定能考上，还得花钱。     

    幸运的是母亲和祖母说让我去试试。于是，我和几个小学同学走了六十里地，到县城去考试。到发榜的日子，我们就一起去看榜。看榜的时候，我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那是一个红榜，四十个名字都在上面。我是从最下面往上看，第四十名没有，第三十九名没有，第三十八名也没有。当我看到第三十七名的时候，一个同伴叫道：“童庆炳，你在前面呢！你是第三名！”我连忙往上一看，果然，第一名和第三名是我们乡小学的：我们小学有位年纪比较大点的，他考了第一名，我考了第三名。这下子高兴得不得了，我想可以和家里有个交代了，也许父亲会支持我上学。    

    回到家里，全村的人都说，第一、第三名都被我们村占了，这是从没有过的，庆炳这孩子有出息，是读书的料子。在乡里那么多人的舆论压力下，父亲说不出“反对”两个字，而且还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这样我就上了初中。

    那是1949年，印象中是9月，我们那里还没有解放。到第二年，1950年才解放。

    （《朴——童庆炳口述自传》童庆炳口述 罗容海整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