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老所”为什么办不起来

    “希望能有个安心的去处，我们临时有事，可以把老人‘托管’一下。”因婆婆年事已高，57岁的崔兰芬不敢出远门，活动范围一定程度上受到局限，她期待能够增添社区托老业务，自己若是不在，婆婆能有人陪伴，吃上热乎饭菜。

    十多年前，“托老所”曾作为重要的民生政策广泛推行。2009年，北京市民政局、市残联出台《北京市市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九养”）办法》，提到建立城乡社区（村）托老（残）所，不足部分可利用社区居民空闲房屋及家庭空间开办。各街道、社区托老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2010年4月，全市托老所达2400余家。仅数年后，时任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副处长周洪敬，在2016年11月北京市养老驿站座谈会上透露，“全市自2009年起陆续建设的2000余家托老所，只有70家活下来”。

    究其原因，首当其冲的是用户定位偏差。大部分托老所的“使用场景”比设想中更为狭窄，来活动的老人不少，参与日托的却不多，一些敬老院成了变相的“棋牌室”。“活力老人宁可去小区或公园的凉亭里打牌，也不愿意来这里，除了费用，怕进了托老所，会被打上某种标签。”入局者陈萌说，她2011年在回龙观一幢居民楼内创办了一家私人托老所，仅半年就不得不转型。

    除了经营方向，托老所还面临着一系列政策障碍。从建设之初，始终没有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其注册、场地、补贴等事宜，迟迟未能解决。2016年起，北京市着手清退大批闲置托老所，存活下来的相继变身为养老驿站。

    当下，在部分养老驿站，短期托养是可以实现的，但与“随来随走”尚有差距。更重要的是，日托老人偶尔过来一次，没办法全面了解老人的健康状况。每天往返，还要考虑交通安全问题。一旦发生意外，责任很难界定，因此驿站对于日托服务是非常谨慎的。

    即便开了日托，到底能有多少需求？“如果老人能自理，一般都不太愿意花钱到外面。行动不便又会很折腾，家属宁可给老人请小时工。养老服务必须先明确服务对象，自理、半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他们的需求有很大差异。”在陈萌看来，这又绕回到老问题，老人最看重日托中的什么项目？能接受多少费用？以送餐为代表的一系列上门服务能否作为替代……多年后，当围绕“托老所”的畅想再度出现，又要避免重蹈“贸然上马、草草收尾”的覆辙，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科学调研。

    （北京日报客户端 7.12 魏婧 宗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