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人游幕

    ■尚小明

    幕府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自战国以后两千余年间，士人游幕虽有盛衰变化，但大体延续下来，并在清代得到充分发展。这一历史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原因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与士人阶层的命运、出路息息相关，是士人实现其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    

    中国古代士人对入仕做官表现了出浓厚的兴趣，把它看成是实现个人价值和施展“兼济”抱负的主要途径。    

    然而，人多职少的矛盾，以及官员选拔制度的不完善等等，决定了士人群体中只有少数人能够春风得意，而多数人则难以名列仕籍。在此情况下，游幕就成为士人养家糊口和实现理想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朝廷通过官员辟幕，亦可“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缺”。于是，幕职成为士人的进身之阶，尤其是汉唐时代，幕府彬彬，奇才异能之士往往出于其间。

    古代的辟幕之制在宋以后由于中央对地方控制加强而逐渐走向衰落，至清朝建立始“复兴”。然而，清代的辟幕，特别是康熙中期至咸丰以前的辟幕，与清之前的辟幕相比有很大不同。这一时期的幕府宾客，绝大部分并不像汉唐时代的幕僚那样拥有职衔，不属于正规官僚系统，不食朝廷俸禄，并且无保荐幕宾制度，因此，游幕对士人来说，并非进身之阶，这意味着他们缺少了建功立业的动力，加之长期的社会稳定，也使他们难以获得建功立业的机会。所以，除了清初和乾隆后期至嘉道年间社会动荡或社会危机暴露之时，一些游幕学人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和满足自己淑世济民的愿望而积极参与现实事务外，在清代前、中期大部分时间内，学人游幕活动缺少强烈的经世色彩。

    直到咸丰以后，由于清朝统治走向衰落，特别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办理洋务、外交，保荐幕府宾僚成为通行做法，这才大大激发了游幕学人建功立业的愿望，晚清幕府因此成为经世人才的渊薮。    

    不过，清代学人的幕府生涯，并不总是那么美妙。幕主的礼敬抹不掉他们寄人篱下的痛苦，而官员们的私人赞助则决定了他们的学术活动大多带有为人作嫁的性质。因此，清代学人一方面为他们能够通过游幕与当世同人切磋学问，从事修书、著书、校书等工作而感到满足和欢乐；另一方面，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又为自身的非自主性劳动而感到遗憾和痛苦。就在这满足与遗憾、欢乐与痛苦的交织中，一代一代学人走完了他们的人生历程。    

    清代游幕学人的贡献，主要在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整理方面。从清代前、中期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训诂、注疏、辑佚、考订和一些大型经史著作的编纂，到晚清时期对中国数千年学术文化成果的重新校订和刊刻，游幕学人都是主要承担者。没有游幕学人，没有学人幕府，这些工作的完成是难以想象的。大规模地清理历史文化遗产，有利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继承，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    

    清代学人游幕在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发生重要变化。由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和西学大规模输入，中国社会面临空前危机和挑战。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一些游幕学人成为19世纪40年代以后长期影响中国政治、学术风气的人物，特别是在传播西学和办理洋务、外交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进入80年代后，维新思潮渐渐兴起，再往后，革命思潮又蓬勃发展。洋务派官员幕府对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的精英人物的吸引力渐渐下降。同时，随着新式教育建立和推广，士人的知识结构逐渐发生变化。

    各种新事业的发展和新机构的建立，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择业机会，游幕不再是重要的职业选择。另一方面，幕府制度从光绪中期起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各种“委员”逐渐取代“宾僚”；而后随着光宣之际进行外官制改革，于督抚衙门设立幕职分科治事，幕府人员又转变为“秘书”“参事”，从而为民初文官制度的确立初步奠定基础。有清二百六十余年的幕府发展史就此终结。

    （《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 东方出版社201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