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峰
在宋朝的政坛中,范仲淹(989—1052)被后世当作神一样地崇拜,朱熹称他是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由于范仲淹宦海浮沉,光是在浙江就曾三任知州,故在浙江历史的时代风云中,是深深刻上了他的印记的。
如果说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北宋政治生活中的一幕大戏,那么这场大戏在大幕拉开之前尚有一段序曲,这段序曲就是北宋历史上的庆历新政。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借以达到节省钱财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不久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庆历新政只进行了一年有余,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序幕。
仁宗景祐元年(1034),离庆历新政尚有7年,45岁的范仲淹赴睦州任知州,睦州乃今日浙江建德梅城,为杭州所辖。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到睦州后,他不遗余力地尽父母官之责,勤政爱民,力除弊政,尤其是在睦州创办龙山书院,今天梅城人民,莫不以有这样的大儒泽披此地而荣幸之至。
睦州虽然僻静冷落,但也是山清水秀之地。范仲淹在给友人晏殊的信中也提到睦州“群峰四来,翠盈轩窗……白云徘徊,终日不去。岩泉一支,潺湲斋中。春之昼,秋之夕,既清且幽”。“潇洒桐庐郡十咏”也正是那时候所写,成为今日桐庐县的经典文化广告。
尤其让范仲淹感到安慰的是,离睦州不远的七里泷就是当年严子陵隐居的地方。范仲淹虽为朝廷命官,但对严子陵不慕荣利、清静无为的生活非常敬佩,他特意修了一座严子陵祠堂,并亲自作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辞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由衷唱出了他对严子陵高风亮节的敬仰。
第二次来浙是到越州(绍兴)任知州,离上次睦州任上已经过去五年,恰是仁宗宝元二年(1039)的事了。越州是春秋时越国国都,传说名臣范蠡为君王立下不世之功后,却带西施远遁江湖,对此范仲淹也深为叹服。在凭吊范蠡故居翠峰院后,题诗一首:
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
范蠡和范仲淹同姓范,范仲淹引以为自己的先人,可见那一份自豪的心境。1050年,范仲淹第三次来浙是到杭州任知州,此时离第一次来睦州已经十多年了,离庆历新政失败也已经整整5年了。61岁的范仲淹,在抗击西夏多年的日子里,积劳成疾,在庆历新政中又遭阻挠,身体状况实为不佳。此番赴任,子弟及友人们看到范仲淹为官三十多年,五上五下,至今居无定所,纷纷劝说他在洛阳建园,被他一口回绝。
范仲淹调任杭州时,恰逢王安石在鄞县(宁波)任职,王安石连续写信给范仲淹,要去拜访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范仲淹杭州任职第二年,王安石县令之职三年任满,借离任探家之机,王安石赶往杭州,终于拜会范大人。彼时范仲淹62岁,王安石30岁,范仲淹收下这位弟子,这对师生在西子湖畔有了多日的相晤长谈,点燃传薪之火,改革火种接力有主,促成王安石最终成为“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一代大人物。
两年后范仲淹病逝,17年后,王安石终于以浙江一个小县令入主中央政府,继范仲淹传薪之火,领导了更为持久深远的变法运动。可以说西子湖畔的这场师生相会,是一场改革家一前一后的政治心灵接力。
(《杭州传》 新星出版社202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