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盒子里的张小姐

    张芝，新中国第一代女播音员。1929年生于北京，1939年举家迁居上海。1946年因父亲过世，就读高二的张芝辍学，成为私营电台女播音员。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上海人民电台播音组。1958年10月1日，上海电视台开播首日，张芝和男播音员陈醇在人民广场上搭档主播第一条电视新闻《1958年上海人民庆祝国庆大会和游行》。赵令宾，张芝的外孙媳妇，近年专心为外婆做口述实录，记录已然逝去的烟云。

    应聘金都电台播音员

    1946年，我17岁，念高中二年级，因为父亲过世，家里什么收入也没有了。上不了学，便在家听无线电打发时间。平日里，我最爱听一位叫施燕声的女播音员的声音。听说在新新公司的五楼有一个玻璃电台，施燕声就是玻璃电台里头的女播音员。电台外面一圈是吃茶点的，客人们可以边吃点心，边看女播音员的一举一动。我没有条件去吃下午茶，就整天守在无线电前听施燕声播放流行歌曲，那声音真是动人心弦。    

    一天，正听着无线电，突然从金都电台传来了一则招人广告。他们希望找一名讲普通话、略懂英语的女播音员。我便打算去应聘。我出生在北京东城，十岁的时候随家人搬来上海，虽然在新式里弄里学会了一口上海话，但说起普通话来还是一股子北京味儿。英语是在进彼得小学后学的，我的父亲据说在英国轮船上当过差，在家便老是用英语跟我说话。电台的面试官拿唱片叫我报名字，我不带犹疑地报着，他一听我这声音，一看又年轻，马上就录取了，每月六块钱工资。    

    起初的工作主要是播报台号和插播广告，因为电台主要靠广告来盈利。我坐在一个半玻璃的、像柜子一样的小播音间里，桌上摆着一套播音设备，一旁有两个唱盘，身后是一个放唱片的柜子。小播音间外是个大播音间，我坐在小播音间里既看得见也听得到外面的情况。大播音间的节目结束了，我就关闭他们的话筒，开小播音间的话筒报广告。比较出名的有家庭工业社生产的无敌牌牙粉、蝴蝶牌雪花膏，还有一些化妆品、香皂、牛奶公司和医药公司的广告。等下一档节目的人员都进大播音间准备就绪了，我再介绍这档节目的名字。

    主持电话点唱节目

    没多久，“友罗”洗发香波的老板找上门来，要求做一档播放外国流行歌曲的节目，他拿唱片来，很多都是电影插曲。老板让我负责这档节目，晚上7:00到8:00的黄金时段播出。这是一档电话点唱节目，不出几日，已红透了半边天，电话根本来不及接。来电的全是青年学生，圣芳济学院、圣玛利亚女中、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这些学生就爱听外国的电影插曲。电话点播还有一个好处，身边的朋友谁过生日，可以为他们点唱。学生们都流行用英文名字，我在播音室外面接了电话，草草记下人名和歌名，就赶紧回小播音间里播报。一张78转的唱片，能放三分钟左右。旋律还没结束，外头的电话铃又响了。趁着前一张唱片还没放完，我赶紧在抽屉里“咵咵咵”地翻找，第几格是哪张唱片烂熟于心，抽出来就往录音机另一个盘子上摆好。    

    某月月底前的一个晚上，节目快要结束了，老板来了一个电话，通知我说这档节目就到今天晚上为止了，月底要换稚青女士教唱京剧。我一听，急了，这么好的节目，做得这么火，怎么能说没就没呢？接完电话，我马上就在广播里说出去了：“今天是节目的最后一天，要点唱的朋友赶紧来电话。明天没有了，明天老板要换更赚钱的节目上来了。”这一说，老板他们听见了。一会儿工夫，老板一个军界的朋友“蹬蹬蹬”跑上来，腰里别着枪，开口就说：“侬明朝勿要来了。”“勿来就勿来！”我就回他。回头打开话筒对听众说结束语的时候，又加了一句：“各位听众，咱们后会有期！”

    到“亚美麟记”

    谁知道在家待了不到两个礼拜，亚美麟记电台通过亚洲电台的一位女播音员来找我了。据说那时候上海有百十来家电台，大部分是说沪语的。其中有八家是老牌的电台，由警备司令部管辖。“亚美”是无线电公司，“麟记”是蓄电池厂，还有“大中华”“大陆”“元昌”“鹤鸣”“东方”和“华美”。抗战结束后，因为受到国民党频率的限制，两家电台只能合用一个频率，所以亚美和麟记就成为了一家电台。面试当天，接待我的是苏祖国老板，他知道我在金都电台工作过，就随便问了几句，最后说：“我们需要你到这里来做播音员，你愿意吗？”我当然说愿意了。他接着说：“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于是，我就这样进了亚美麟记电台。

    亚美麟记电台位于成都路静安寺路路口的一栋四层洋楼里，入口处是一条大楼梯，二楼是沧洲书场，三楼是福致饭店，电台在四楼。因为沧州书场的关系，洋楼总是门庭若市，评弹演员络绎不绝。最有名的要数蒋月泉，说的是《玉蜻蜓》，每天骑了一辆哈雷摩托车来演出。严雪亭说的是《杨乃武与小白菜》，里面有一个桥段是审小白菜，要用普通话说，有些字音吃不准，他就来找我。张鸿声是说大书的，说《英烈传》的，有时候也要用普通话，我就给他矫正。还有刘天韵、薛筱卿、姚荫梅、唐耿良等等，他们用得上普通话的，都会来找张小姐。我在四楼播音的时候，人家都要上来看看张小姐。    

    老板陈子祯的儿子叫陈治文，我们都管他叫小陈先生，是负责接广告的，也不知怎么地就跟华纳电影公司接上轨了。有一天，他来找我：“张小姐，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这个朋友是华纳公司的部门经理。”1947年，我还不到20岁。那个时候，我们跟大中华大陆合用一个频道，我们半天，他们半天。所以就在我半天休息的时候，小陈先生就把一位西装革履、谈笑风生的男青年请到电台来聊广告业务。这位男青年名叫朱曾汶，从大同大学英国文学专业毕业。凭着良好的中英文功底，毕业后被华纳宣传部门录取，23岁就晋升为了宣传经理。

    1950年6月8日，我和朱先生结婚了，我们找了美华酒家办酒席，就在石门路和斜桥弄的口子上。“美”是亚美麟记，“华”是华纳，倒也巧了。苏祖国和陈子祯是我们的证婚人。    

    今年是兔年，我已步入95岁高龄。回想起70多年前在玻璃盒子里的时光，就好像在昨天一样。这个狭小而透亮的盒子，是我梦想的起点，它用电波把我和千家万户相连，开启了我一辈子的广播事业。    

    也是这个狭小而透亮的盒子，让我和朱先生悄然相遇，携手走过了一段永远年轻美丽的钻石情缘。

    （《新民晚报》4.23 张芝口述 赵令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