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

    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基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家间互动模式及其结果。当下，该秩序正在经历新一轮由兴转衰的历史演变过程。

    自由主义思想的源起与演进

    自由主义思潮源起于欧美资产阶级的持续壮大及其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随后又极大地反作用于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经济活动。早期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由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坚实奠基，由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扬光大，他们以近乎革命式的热情搭建了“个体权利至高无上+分权政治天然正义+自由市场必定繁荣”这一思想框架，打破了国王和贵族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地位。欧美国家借此实现了生产力高速发展，并于19世纪中叶出现对外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战争的高潮。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乃至世界大战的爆发，人们开始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对较为原始的古典自由主义主张进行反思和修正。在长期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环境中，更为细腻和规范的凯恩斯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等思想在西方国家应运而生。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何以成为可能

    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冷战结束后至2017年之前主导西方国际秩序的主流思想，这一历史现象主要由自由主义思想的两种进步作用与美国对外战略共同推动形成。

    首先，自由主义在一定阶段内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给西方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欧美大国长期处于高压对抗与巨量消耗状态，政治对经济的压制已濒临极限，各国民众均渴望通过全球化等自由主义方式加速资源的快速流动与优化配置，恢复正常社会生产，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在热战与冷战的对抗中，西方各国军事科技均取得重要突破，大量军用技术有待转化为民用技术并服务于资本增值。因此，西方国家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需要自由市场与宽松秩序。

    其次，自由主义在一定阶段内符合现代化生活要求。现代化进程的本质是政治权利和物质财富不断从“少数人”向“多数人”输送的过程。比如，18、19世纪欧洲的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从极少数国王和贵族流向人数更多的资产阶级。在20世纪长期的国际对抗下，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被迫集中，冷战结束后，其一度放缓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自由主义的进步史观与此耦合并强有助益。

    最后，美国的对外战略需要以合作理性进行道德包装。这在客观上既提升了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世界的国际合法地位，也一度巩固了美国霸权地位。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缘何走向衰落

    以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与英国脱欧为标志，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开始急转直下，走向衰落。这一国际秩序演变趋势主要源自三种变化。

    一是西方资产阶级正在走向现代化生活的反面。在财富两极分化、社会撕裂加剧、民粹主义严重的现实比对下，自由主义包装在西方国家内部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 

    二是美国科学技术创新速度与产业化进程正在放缓。作为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大维护者和受益者，美国为自由主义思想提供物质基础的能力正在下降。美国由生产力发展推动的利益增量空间严重缩水进而被迫转向与全世界争夺利益存量，致使国际社会戾气大增，合作氛围遭到破坏，自由主义思潮顿歇。从这一角度讲，中美竞争只是美国与全世界竞争的组成部分，绝非美国对外竞争关系的全貌。

    三是全球治理赤字客观上要求国家权力“回归”。受主权条件约束，国家出面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便意味着政治、安全、意识形态等权力要素的地位自然上升，国家要以“秩序”解决“自由”遗留的问题便不可避免地需要直面各种秩序设想之间的冲突。自由主义思想所提倡的基于国际机制形成的全球合作进程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

    尽管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本轮衰退或将因某些政策调整在未来某一时刻峰回路转，但若因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固有弊端与全球宏观环境的周期性恶化，该秩序在更长周期内衰退频率过高、恢复耗时过久，则终将因“休止符”连点成线而走向彻底终结。

    （《中国社会科学报》4.13 张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