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则瑀与运河植树

    唐则瑀字佩员，广西临桂人，举人出身。1903年继章焘后任天津知县。当时刚从八国联军手中收回天津市政，他深知“开民智”的迫切需要，与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筹划兴学。经学务总董林墨青等人共同努力，三年内，天津建立了数十所新式学堂。唐则瑀的兴学之举，被后人誉为有善政可书的知县之一。从史料看，除了兴学外，他还有一段运河植树的业绩。

    唐则瑀来津之后，对天津租界内市政绿化十分感兴趣，曾私下探听一些树木种植及维护的方法。他认识到“种植为农商要务，树艺与稼穑同功，近来东西各国讲求植树新法，不遗余力，利用厚生，诚富强之基础也”。这种认识得到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认同，并确定由天津府、县一同负责在沿何一带广种树木。

    计划形成后，唐则瑀委派候补知县吴保琦等进行实地调查。经调查发现南北运河两岸土性温厚，适宜种树。其中南运河由天津至杨柳青，北运河由天津至杨村，所勘丈土地可栽树近两万棵。

    此调查方案拟出后，唐则瑀等又加以复核，认为可行，并且提出应加快购买树苗，抓紧栽种。但这么多的树，需要大量的资金。那时天津百废待兴，“既不能请领公帑，亦未便借资民力”，资金出处成了难题。

    正巧，天津法租界工部局提出租用租界边际废弃的药王庙土地。为此唐则瑀与知府商榷，“拟在药王庙地租内酌提干金作为购种工本，将来收得新枝枯条，获有余利，即归官立学堂经费，如此挹注，以公济公，庶几款不虚糜，事归实际”。

    随后，由唐则瑀亲自拟折向直隶总督袁世凯呈递，计划自1904年冬天开始购买树种，开春后在运河两岸种植。据统计，南运河由杨柳青东西两岸至天津，皆为8974弓（丈量土地的计算单位），按3弓种1棵，应栽树5982棵；北运河由天津至杨村东西两岸，各为20700弓，按3弓种1棵，应栽树13800棵。如除去杨柳青西岸有水不能栽插外，实际三岸可栽树16791棵。唐则瑀认为“果能官民合力，加意栽培，不必十年当可蔚然深秀，绿荫成林，河堤既得保全，材木不可胜用”。

    这份禀折得到袁世凯的赏识，同意冬季开始购秧布种，还称等南运河西岸水涸时，也应一律补栽。此外能补栽的地方，仍须多种。同时要求天津府县写出《保护种树告示》，让天津人周知。

    1905年1月，天津府县出台了《保护种树告示章程》五条。主要责令沿河汛官（汛官为地方绿营兵的官职，相当于连职）负责，加强对树木的看守、梭巡、浇灌、维护；并要求沿河各村地保，“晓谕居民妇孺，勿使伤伐”。还规定“来往行人以及驶船纤夫不得任意折拔”。否则处以“伤一补三”的惩罚。该告示刊印许多份，沿河挨段张贴。

    此次种植的皆为柳树，成效显著。翌年，袁世凯又命令“靳官屯减河、南运河沿河各州县印汛”，也在春季植树。可见天津运河栽种树木成为一种范例，并在直隶其他地方推广。

    （《今晚报》3.31 曲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