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行业或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梦工厂”，吸引着无数普通人。但红海之下，可能暗藏旋涡。
艰难的退出
萧萧正在等待仲裁的最终结果。她只当过近5天的主播，如果输了的话，就要为此付出近12万元的代价。
24岁的萧萧在杭州生活，一次下班路上，一位经纪人主动搭讪，认为她适合做主播，邀请她去公司面试。那是一栋写字楼的第19层，宽敞、明亮、精致。她平时喜欢唱歌，留着及腰的长发，性格不怕生，“做主播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她想。
她爽快地签约了。电子合同长达十余页，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她毫不设防地用手指在屏幕上签下名字，对方立即给了她3000元签约金。
去年8月13日开始，她每天下班后便前往公司直播，按照要求一次直播6小时左右，从晚上八九点钟到凌晨三四点钟，但她几乎没什么观众，5天后，她渐渐体力不支。注意到她的状态，运营工作人员建议她停播退出，“再这样下去你会猝死”。
衡量过后，萧萧也认为自己应该退出。这时，公司要求萧萧返还3000元签约金。“我非常愿意还，可是我也强调，公司要跟我签一个解约协议作为凭据。”但她没想到，自己的诉求遭到了拒绝。萧萧一再坚持，对方便留了一句，“你等着法务通知吧”。
22天后，她收到了一份通知。公司已经向她提起仲裁，要求她赔偿共计约12万元的损失——她直播5天获得的收益仅124.8元。
萧萧不能理解。在她看来，明明公司先提出解约，怎么被起诉的成了她？为什么她愿意返还签约金，公司却不愿签解约协议呢？她仅仅直播了5天，怎么会被索赔近12万元？
和萧萧签约的是杭州巡洋文化传媒公司，记者找到了另外两名曾在这家机构担任主播的女孩，她们也遇到类似的解约困境。陈瑶瑶记得，自己和朋友一起签约这家公司，直播了一周左右，她们发现无法获得面试时承诺的保底收入，便想离开。这时，对方同样要求她们退回签约费。
“霸王条款”
直到面临赔偿，萧萧才开始认真研究，自己签下的究竟是什么合同。
这是一份直播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双方仅为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或经纪关系，这也就意味着条款设计更自由，不像后者受相关法律条文的约束。
萧萧的律师认为，在协议中，萧萧与公司的权利和义务明显处于不对等的地位。
举个例子，合同要求主播“每月的直播有效天数不低于26天，每天直播有效时长不低于6小时”。但有效时长的定义掌握在公司手中——“符合甲方直播内容及平台要求的直播时长，方可确认为有效直播时长”。主播还需要每月产出优质短视频15个，但此“优质”同样需由公司认证。
合同还列出了12条“直播行为规范”，比如“灯光昏暗”“内容无创意”“穿着随意邋遢”等，这些都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每违反一条就要扣除收益的10%到20%。
更重要的是，公司掌握着随时修改分成比例的权利。假如你的每月流水少于1.5万元，公司有权不发放保底收入并单方面解除合同。
与此同时，合同对于公司相关义务的规定则十分宽松，许多被不同机构起诉的主播表示，直播期间公司提供的培训和扶持“实际上约等于0”。
若主播出现根本性违约行为，公司可从五种方案中择高要求主播支付违约金，至于这些赔偿金额是依据什么制定的，合同并未给出解释。
看到这些条款后，萧萧终于明白，从签下这份合同开始，她已经一败涂地。
保密的仲裁
当萧萧收到仲裁通知时，留给她和律师准备的时间不足一周。
“近一年，几乎所有的MCN机构都开始走仲裁了。”霍克一直从事主播维权工作，两年来接触过五六百名被起诉的主播。
“我接到的咨询中，两年前还有50%的主播纠纷是走法院，现在可能不到5%。”他认为这种趋势值得警惕，因为保密商事仲裁无法在网上检索到，机构就不会因频繁起诉影响名誉，这大大降低了MCN机构的“后顾之忧”。
其次，相比法院，很多仲裁委的通知送达方式并不规范，只通过快递送达当事人，没有电话、短信通知，不少被提起仲裁的主播因不知情而错过仲裁。
一位被起诉的主播小玖表示，当时仲裁委文件是通过快递寄到她湖南老家的，而她在外地打工，直到微信帐户被冻结，显示她已被强制执行83万元的赔偿金，她才知道自己已经被仲裁了。
待解的难题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加入了多个主播维权群。年轻、缺乏法律意识是她们的共同点，签约时她们几乎都没有仔细阅读条款，而是轻信机构的口头许诺。在她们的叙述中，机构普遍存在“诱签”行为，譬如“我们一般不会起诉的，想退出随时可以退出”。不同机构的主播都提过相似的细节：工作人员趁其忙于直播时催促签下一系列文件。
霍克认为，这些被起诉的主播都是“精心挑选过的”，因为几乎没有男性主播或头部主播被起诉，因为“头部主播有的是律师帮忙。只有年轻的底层女主播好欺负”。
一路看下来，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法律游戏，从签订合同开始，机构、平台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而保密商事仲裁更是降低了起诉主播的成本，让这件事变得“0风险高收益”。每一步都看似合法合规，但却导致了像萧萧一样，直播5天就被索赔12万元的结局。
难道，这个问题真的无解了吗？对此，北京大学教授薛军表示，有必要成立行业协会，建立“黑白名单”管理，为主播提供能够投诉的机构。“在法治的原则下慢慢规范化这个行业，让它步入一个合理的轨道中。”
（文中主播均为化名）
（《解放日报》3.16 夏杰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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