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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对于做父亲，梁启超相当有自信。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出身广东山村寒门，但自他开始，满门俊秀。梁启超共有子女九人，其中有三位院士，分别是建筑、考古、火箭专家，还有社会活动家、革命家、图书馆学者……他们均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翘楚，中流砥柱。他们没有仰仗父亲的名声，“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从国外学成归来后，他们在最艰难的岁月报效国家。
一个不含蓄的父亲
“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生活中的梁启超，从不吝啬表达父爱。思念凶猛时，他也从不掩饰，“我的宝贝思顺，我不是不想你，却是没有工夫想”。
梁启超酷爱写家信，据统计，他写给子女们的书信几乎占到了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时代的万千变化，家庭的柴米油盐，情感的颠沛豁达都被梁启超写到了信中。
即便自己忙得脚不着地，他也会盯着孩子们学习，会抽空带子女们出去游玩——游乐场、赛马场、听歌剧。在讲演结束的暑假，梁启超总会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坐汽车兜风，思忠和思庄也总缠着他去北戴河游玩。
梁启超的一项教育原则是褒大于贬，鼓励为主。给孩子们的奖品，大多都是他亲手写的对联或诗词等。但涉及大事时，即使是他最爱的思顺犯错误，梁启超也会毫不留情地批评。当思顺为丈夫周希哲工作调动一筹莫展时，梁启超毫不留情地批评，“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在困苦中磨练身心。
梁思成和林徽因能成婚，是梁启超“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梁启超送给新人两个祝福，一是注意身体健康，二是互相体贴，一起成长。梁启超还精心为他们安排了欧洲的蜜月旅行，他们在那些充满欧洲文化的建筑旁照相、画素描、写日记，那次蜜月之旅也为二人在建筑史的教学和科研打下了重要的根基。
“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甚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甚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主义做根柢。”梁启超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的演讲中阐释自己的趣味观。
他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尽管梁家子女众多，梁启超没有忽视任何一个孩子的现代教育，对每个人都有具体的指导。他常常购买旧书、字画，既自己读赏，也当做礼物送给孩子们，在文化和审美方面对他们进行引导。
梁启超在天津时，家中有个习惯：每晚六点半，全家都要围坐在大圆桌前，听他天南地北地讲。梁思成曾向女儿梁再冰回忆，孩子们匆匆吃过晚饭后，父母慢吞吞地饮酒。梁启超总会谈论他正在写作的题目，人物传记、史哲、文学、国学……
等子女们长大后，纷纷越洋留学。梁启超多次嘱咐思成，所学专业不要太“专门”，生活不能变得单调，这样会容易厌倦，厌倦就会苦恼，容易滑向“堕落之根源”。梁启超更是现身说法，说自己能够永久保持不厌倦的精神，就是因为能保持丰富有趣的生活。梁思成在清华大学时，除了学业优异，音体美样样精通。他曾任清华管乐队队长兼第一小号手。他也曾是体育大师马约翰的爱将，跳高获过校运会第一名，还是个足球健将。
在子女面临选择时，他只是以父亲的经验分析学科的发展并提出建议，从不干涉他们的兴趣。当梁思成在美国留学，考虑回国就业时，梁启超只是建议他从美术建筑转为建筑工程，但由思成自己做决定。梁启超曾在信中给孩子们写过，“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皆以修身为本”
“皆以修身为本”是梁家教育的核心，根基便是儒家文化的修身之学。他亲自为儿女们讲《孟子》，希望他们可以熟诵《四书》《论语》等儒学经典。
1923年，思成、思永在北平遭遇了车祸，思成左腿骨折，思永嘴唇碰裂了一块，腿上微伤。因为这件事，思成的出国留学计划耽搁了，还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微跛。梁启超开导他说：“人生之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
梁启超乐观的天性影响了子女。1926年，梁启超便血，医院割掉了梁启超的右肾，没有查出病变。他在《晨报》上刊发《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之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之微意。”手术失败后，梁启超还开玩笑说自己从前就想知道右肾是否有毛病，事实证明是健康的，“我却真放心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溘然长逝，年仅56岁。他曾对儿女们说：“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后来，梁家的孩子纷纷成才有所成就，正如梁启超那篇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所写，“创建未来的少年中国的，是中国少年一代的责任”。
（《Vista看天下》3.8 石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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