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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有时钟的。一些是显性的，写在条例里。比如6岁被准许进入小学，最低12岁应开始承担刑事责任，18岁无论你是否准备好，你都将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一名成年人。一些是隐性的，写在人们心里。比如28岁，是一名女性在婚恋及职场上所谓“最后的黄金期”；35岁，是职场里一条隐秘的“分割线”；40岁，一个人该有稳定的事业以及婚姻；60岁，就应该退休照顾孙辈。
但是作为具体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脚本。社会的时钟无法框定个体的意志，在同一张表盘上，总有想要跳出刻度之外的人。
逆行者
24岁的罗子璇决定重启高考艺考，就像分手已久的冷心恋人突然回头。那时她工作稳定，收入良好，上一次学习跳舞是两年前的事，同期考生都比她小5岁以上，而毕业后她将近30岁，很可能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但她还是决定“任性”一次。
62岁的李真在经历一场疾病后，开始健身，并在社交平台上记录“62岁健身日记”；27岁的李雷从疲惫不堪的研究生学习中逃离出来，休学来到新西兰旅行打工；42岁的李娟辞去某房地产集团策划部总经理的职位，成为一名独立摄影师。
他们自称“逆社会时钟者”，反对“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情”，主张“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
王珂也是其中的一员。从表面来看，王珂名校毕业、工作体面、薪水不错，有一份漂亮的履历，“但职业其实都是两面的，一面是拼命留在纸面上的给别人的印象，另外一面就是你自己的感受，而我的自我感受非常糟糕。”
大学毕业后，王珂进入咨询行业，这是一份在很多人看来非常体面的工作，但她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落差。看似光鲜亮丽的企业之下，具体到个人却可能在做一些无意义的鸡零狗碎的工作，“比如反复调整Ppt的字体色号”。
29岁那年，王珂与即将结婚的男友分手，准备很久的专业考试没有通过，母亲遭遇车祸自己却因工作太忙而无法照顾，事业依旧毫无起色。在巨大的幻灭和无意义感下，王珂大病一场。
病愈后，她决心摆脱这一切。2019年年底，王珂开始留学申请。2020年2月，她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如今，她与在哈佛大学认识的同学一同创业。
故事的B面
但故事的B面通常是这样的。“你家闺女现在在干吗？”电梯里，有人问道。“准备考研呢。”母亲的语气有些不自然。张洋戴着口罩和鸭舌帽，垂头站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考研只是她搪塞父母的说辞，实际上，她现在什么都没在干，“字面意义上的无所事事”。大学毕业后，同学们或找到工作或继续升学，最不济也在积极考公或者考研二战，只有张洋一个人回到家里，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看着窗外的两颗柳树发呆。
“如果我说我就是想休息一下，你会信吗？”从大三开始，张洋逐渐发现自己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人。朋友们的讨论突然之间就从吃喝玩乐，转变成了“准备去哪所学校读研”或者“打算找什么样的工作”，张洋在这样的讨论中总是沉默。
张洋常觉得自己在跑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曾经，她以为“高考”是这场比赛的终点，但现在，目的地变成了“一份好工作”，而未来，或许还有“美满的婚姻”“优秀的孩子”等各种标杆，这场比赛无法喘息，难以停下，稍不留神就会被后来者踢下跑道。
“但如果我主动退出跑道呢？”毕业后，张洋打着“为梦想再拼一次”的旗号回到家里，堂而皇之地开启了她的“休息计划”。她装模作样地买了几本考研书籍，实际上每天关着门在房间里发呆、读书、看电影或者打电子游戏。
朋友和亲戚们询问起她的近况，张洋无法实话实说，她发现自己既不属于某个学校，也不属于某个公司，成为了一个失去社会身份的边缘人。
张洋感到一种强烈的羞耻感，觉得自己像一个失败者，“但其实，我不过就是想休息一下，为什么我一定要马不停蹄地找工作或者继续读书呢？为什么不能允许我作出第三种选择？”
代价与现实
比起观念的束缚，现实的压力要来得更为残酷一些。休息9个月后，张洋开始感受到自己的“越轨”带来的代价。
理所应当地“考研失败”后，张洋开始寻找工作。理论上，张洋出身名校，在校期间成绩不错，也有过几段大企业的实习经历，但她发现简历上近一年的“空窗期”抵消了她所有的优势。
“现在的企业宛如有处女情结的直男。”张洋说。错过应届生校招的她，只能和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应聘者一同参与“社招”，而她显然没有任何优势。
愿意给她机会的小公司，却在面试时反复询问同一个问题：“简历上为什么有这么长一段空窗期？”刚开始，张洋会努力为自己编几个看起来好听一些的理由，比如“专注考研，学习专业知识”或者“投身公益，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但对方大多撇撇嘴，不置可否。
后来，张洋被反复的质疑问烦了，直接自暴自弃说：“我就是不想一直这么卷，我想给自己放个假。”面试官沉默半晌，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复：“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有态度。”接着便再无下文。
（《中国青年报》3.1 裴思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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