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进士，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最高一级的功名。考取进士是天下所有渴望为国贡献才华的读书人的奋斗目标。进士科自隋代始立，后演化成唯一的科目，历经千余年，为国家选拔人才、任用官员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古代的学子勤勉苦学、逐级应试，最终登科及第、大展宏图。此番遭际，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甚至影响着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家的走向。正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历代进士文化艺术展”，通过一件件精美的艺术作品，让我们对此有了更多的了解。
中国民间将魁星视为掌管科举考试之神，古代读书子弟在考试前恭拜魁星，以期求得高中。展厅中有多件文物出现了魁星的形象。如青玉圆雕魁星，面部作严肃状，一足后翘，一足站立于水中鳌鱼头顶，右手握笔，左手持银锭，周身飘带上还雕饰一量斗，包含了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美好寓意。
还有“五子登科”人物多宝纹铜镜，以镜钮为中心，四周环列有仙鹤、卧牛等瑞兽纹，有手持琴、笙等乐器的人物纹，有宝瓶、香炉、方胜、花卷、莲花等多宝纹，其中间隔分布有四个凸棱方格，每个方格内各铸有一字铭，旋读合为“五子登科”。据《宋史·窦仪传》记载：五代后周时期燕山府有个叫窦禹钧的人，五个儿子都品学兼优，先后登科及第，传为佳话，“五子登科”也成为民间谚语。连《三字经》中都提到“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喜贴“五子登科”门神。
金榜得中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有诗云：“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四大人生欣喜之事，“金榜题名时”即为科举得中。连以孤傲狂狷而闻名于世的明代徐渭都曾画过《黄甲图》。这件作品是他的大写意花鸟代表作，图中绘一只肥硕的螃蟹缓慢移动于两片荷叶之下。徐渭画蟹，以其有甲而比喻进士甲科。此图笔墨灵活多变，看似寥寥，实则多种笔墨技法兼备。右上角题诗一首，心迹表露无遗：兀然有物气豪粗，莫问年来铢有无。养就孤标人不识，时来黄甲独传胪。徐渭一生连应八次乡试均未得中，只好以幕僚的身份参与政务，落得一世的寂寥。
北宋名臣范仲淹是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政绩卓著，文学成就斐然，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展厅中一卷《道服赞》是范仲淹为“平海书记许兄”所写。自北宋立国之始，崇信道教便成为每一位皇帝的传统，道教和道士在朝堂上地位显赫。宋徽宗在位期间，把道教推至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甚至自号“教主道君皇帝”，上行下效，官员文人也多受影响，喜与道士交往，蔚然成风。范仲淹这位姓许的同事，刚刚置办了道服，范仲淹闻讯，写下赞语，并借此表达了廉洁自守的心迹。“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他说道家的人所穿的服饰真是帅极了，即便不学道的君子，一旦穿上道服，也会和道士一样飘逸潇洒。这样的服饰不但令外表整洁，而且能够身心清净，与道相契（“清其意而洁其身”）。道士之所以选择这样俭朴的服饰，因为他们敬畏经典，遵从古代先贤的教导，对于名望、权力和富贵，他们视之如洪水猛兽，极力避免骄奢淫逸的生活，唯恐给人带来灾祸。这件书法属于范仲淹晚年佳作，行笔清劲瘦硬，结字方正端谨，风骨峭拔。时人有誉“文醇笔劲，既美且箴”。《道服赞》经宋范氏义庄，清安岐，清内府递藏，后入民国大收藏家张伯驹之手，1956年由张氏夫妇捐予故宫博物院。
明晚期官员董其昌是上海松江人，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虽曾身居朝廷高位，却没有留下多少政绩，倒是在公务之余，将自己历练成为一代书画大家，与颜真卿、韩愈、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相比，似乎有些尴尬。本展有董其昌两件作品，甚为精彩。《仿黄公望山水卷》是他晚年仿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山水佳作。山石以披麻皴干笔绘出，以浓破淡，湿破干点出中远树丛、苔点，近处树叶则用点叶法描绘。全卷掺以丰富的墨法变化，已与黄公望多以渴笔表现山石的风格拉开了距离。董其昌以仿为名，实在以己意改造前人经典，呈现自家面貌。
不仅如此，董其昌的书风对晚明及清初书坛也有着极大影响，康熙帝、雍正帝均临其书体。此次展览展出的董其昌行书《岳阳楼记卷》写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时年55岁。整件作品为绢本，长达14.99米，仅次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大字行书《天马赋》卷（18.31米）。此卷书北宋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是董其昌在补福州副使前赋闲在家里所写。纵览全卷，字大如拳，流畅劲健，通篇数百字一气呵成，为董氏行书中精妙之品。
在书法史上被誉为“晚明五家”的作品也有三位的书迹出现在东雁翅楼展厅中。王铎、倪元璐、黄道周与溥山、张瑞图一道，打破了以自东晋“二王”以来所确立的古典书风，为书法注入了现代的新意。倪元璐的书法发轫于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将其雄阔豪迈的书体发展成为自己的风格，他的行草书用笔苍古劲爽，结字跌宕奇逸，以气骨见长。草书《舞鹤赋卷》书写了南朝文学家鲍照《舞鹤赋》全文，用笔苍古深厚，布局宽疏，盘曲郁结之中，见凛然气骨，是倪元璐的代表作之一。
（《北京青年报》3.3 王建南）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