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商业街

    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4月10日，德国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法兰克福报》指派，从意大利热亚那港出发，对中国进行采访。1898年11月初，拜访了刚刚下野的李鸿章后不久，戈德曼写下了他对北京这座城市的观察。

    北京在主要街道及商业街道上，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每间房屋就是一家商店，而每间商店就是一户房屋。这些房屋以一种在中国其他地方都不会见到的方式兴建。    

    北京有独特的风格，木桩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及基本样式被广泛运用，这些木桩不单单是立在房屋前方，也会立在房屋内部，他们是房子的一部分。

    依着中国人的习惯，商店入口是没有门的，栏杆的顶端盖着锡制或镀了金的盖子，栏杆、木桩顶端以及木雕品，常常都被镀上金。一栋新盖的房舍，在阳光底下会闪亮得像是一件奇妙的金色玩具，但多数的民宅都被灰色脏污给覆盖了，不仅色泽上失去了东方的光泽，形式上也失掉了轻盈与优雅。    

    北京最高贵的人，就是宅邸里有最多柱子的人，中等阶级的人有两根便足够了。但在北京富有的商店区里，可能会有六或八根。如果有木棍立在某个商店前，底下有石头基座，顶端还挂着龙旗的话，那就意味着这是一间当铺。在一些商业街道上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旗帜。

    居家附近有一家当铺，可以典当自己的衣物，对中国人而言似乎是不可或缺的。街道上经常出现木棍，上头飘扬着代表商店的旗帜，或许在这里可以寻找这类建筑风格的起源。就像先前提过的，北京的主要干道都有军用道路的样貌。大街是如此宽敞，以至于商人们简直得用棍子才拦得到顾客；而原本用于商店经营的木头，在这群建筑师手中，最后都被用来装点房屋了。    

    从哈德门一直到北京火车站，笔直宽广的道路上充满着商业活动。最棒的商店都位于巷弄之中，尤其是从哈德门出发，向右转进汉族城区的那些小巷。一般而言，药材行有最昂贵的装饰，比起健康的人，他们更能从病人身上赚取利润。连肥皂行也以奢侈的行头吸引着众人目光，中国人似乎要买很多香皂，但是，由于他们对这些清洁用品表达出害羞之情，因此肥皂行的奢侈并不好理解。他们要这些肥皂做什么？也许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如果不乖，就拿这个洗澡！”也许是当作食材使用——这个说法可能是真的，因为肥皂行经常和糕饼店相连。由后者的精致装潢来看，这些北京的糕点师傅同样过得很不错。就跟我们德国一样，这些糕点上用糖写下有意义的文字，否则看起来就没有那么诱惑人了。中国的基本色调灰色也延伸到这些东西上。但是，如果从隔壁拿点儿肥皂一起做烘焙，显然又是不太可能的事。

    水果商也挑动着人的胃口。此时篮子里通常放的是北京的秋季水果——柿子，像是扁平的柳橙。在这座城市的园林里，一年四季都可以在树梢间看到这种金黄色的柿子在发亮。对中国人来说，这可是极为美味的食物，尤其是它在树上挂了那么久，直到被霜冻。欧洲人觉得这味道尝起来像是含水的发蜡，不过也许这正是中国人觉得美味的原因。其他的篮子里则是放着漂亮的深蓝色葡萄，连樱桃也是有的。    

    在水果商前面的街道上，有由黑色石头组成的小烤炉，上面有圆锥状的突起，冬天人们在那上头烤栗子。不少房屋里的火炉都是用球状的泥炭加热，北京居民把这些燃料放在街上晾干，以便维持它完整良好的状态。在秋天骑马经过北京的街道时，便会穿越这些放在屋前屋后，为了接下来的冬天而储备的黑色泥炭球。    

    汉族城区里的服饰店，可以通过从屋顶垂放到街上的狭长布料辨识出。在这些服饰店里，从早到晚都有全套服饰打折，拍卖时还会伴随着叫卖声，一般由两名店员负责。其中一位从一堆衣物里拿出一件长袍交给另一位，并开始吟唱一段音阶向上的叫卖词；另一位在展开这件长袍时则唱另外一段音阶向下的叫卖词。服饰二重唱的旋律给人留下印象，无论喜不喜欢都会整日萦绕在耳朵里。若是能理解歌词的意义，我想一定会相当有趣。也许可以在我们这里办上一次这种音乐戏码，让拍卖人唱一段《晚星之歌》（歌剧《唐怀瑟》里的一首歌曲）中的旋律之后，接上一句“全新男用西装”，听起来一定相当美妙。    

    卖油店的前方往往挂着铜罐做标示。那会让人想起欧洲理发店里盛装毛发用的盘子。许多大型商店都卖茶叶。贩卖活鸡鸭的商人面前，羽毛上带着点粉红色泽的鸭子在编成圆形的篮子里呱呱叫着。鞋店里，地面上、墙上都放着鞋子，全部都精心地用纸包裹着，防止被北京空气中四处飘落的尘埃给弄脏。这还是有必要的，如果把一件东西拿出去，半个小时之后再拿回来，上面就会盖上一层薄薄的脏灰。即使关上门窗，灰尘还是会进到房子里。

    商人们想尽办法与之周旋，从中可以得出某种对比：买家、卖家、以及上头有着一丁点尘埃的商品。钟表商则有最彻底的做法，如果在孩提时期你曾经试着把钟表里的水甩掉让其继续运转，你便会知道钟表是不喜欢有异物跑进它里面的。时钟告诉人们时间，这是一项极其精细的工作，以至于只要有一点尘埃侵入，时间就可能被干扰，因此，北京的钟表商必然想尽办法防堵尘埃。于是，他们便在商店前面装上玻璃橱窗和店门。钟表商是唯一这么做的商家。    

    古董商人都是些优雅的男士，店铺里则塞满了美妙的物件。顾客不买的东西都很便宜，而吸引顾客的东西都昂贵到让人买不起。很难想象，古董商人在此状况下是如何获利的。一定在某个地方潜藏着利润，因为商品价格会高达上百或上千。所有的铜制香炉毫无疑问都应该来自明朝；而所有的花瓶都应该来自康熙与乾隆时期，因为这段时间生产的瓷器是最昂贵的。    

    会减损商品价值的缺损——花瓶上的某个烧制失误，玻璃上的裂痕等，在古董商人那里都被称为“毛病”。就在近日，某人跟李鸿章先生提及太后所进行的政变，并问及可怜的年轻皇帝的作为与未来时，这位中国老官员露出了奸笑，并回答道：皇帝有“毛病”。

    （《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 [德]保罗·戈德曼著 吴伟栗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