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渭南的乡居岁月与诗作

    山川壮丽的关中平原东部名城渭南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故里。曾经两度在渭南的乡居生活，是白居易难以忘怀的人生阶段，也对其诗歌题材的拓展与审美倾向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卜居渭上

    白居易生活的年代，是唐代经过“安史之乱”逐渐趋于衰落的时代。虽然从表面上看，社会秩序暂时恢复安定，但是已经不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的城市繁荣、人口稠密、流通兴旺的强盛境况了，而是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祸不断的局面，处在这历史夹缝里的唐王朝，虽然有过短暂的中兴，然而，风雨飘摇动荡不安，前景仍然黯淡。

    贞元二十年（804），白居易三十三岁，这年的暮春时分，回到下邽故居，其原因在《泛渭赋》里说得非常明确：“十九年，天子并命二公对掌钧轴，朝野无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为校书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所谓“卜居渭上”，是指归居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由于千余年来地名沿革变化，金氏村早已不复存在，那么，金氏村如今在何处呢？据乡土学者严谨考证，即今天的渭南经开区信义街道紫兰村。

    此次卜居渭上，白居易心情自然平静而欢畅，社会相对安定平顺，“朝野无事，人物甚安”——这是他直观而质朴的感受。前几年，白居易幸运而必然地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其“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更何况，“慈恩塔下题名处，二十七人最少年”——前程似乎在一瞬间放射出来耀眼的光芒。进士及第，在唐朝是读书人最大的梦想与荣耀，也是走上仕途的重要条件。第二年，经过吏部书判拔萃科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虽然官职不大，却是良好的开端。更重要的是与元稹订交，结为一生一世的好友。这一切，都使白居易感到前程光景灿烂无边。在这种背景和心情下，他要干的一件大事，就是“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把全家安居在下邽义津乡金氏村故居。

    金氏村故居，有“榆柳百余树，茅茨十数间”，想起来也十分宽阔，绿树浓荫，翠色透窗，白居易非常珍视这个家。这天，他信步出村，只见村南满地的桃林绯红一片，不由得吟诵道：

    村南无限桃花发，

    唯我多情独自来。

    日暮风吹红满地，

    无人解惜为谁开？

    安排好家事之后，毕竟公务在身，白居易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金氏村故居。不过，在这段时间里，白居易经常来往于长安与下邽金氏村之间，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里山水是如此美好，就干脆在这里住下不走了吧，“便是衰病身，此生终老处”，何必为谋求一官半职而再出外四处奔走呢？然而，他刚刚步入仕途，还未真正尝到世事的艰难，“达则兼济天下”的宏伟理想依然还在激励着他，他不甘心就此停住，终于还是展翅远飞了。

    任官周至与《长恨歌》

    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从故居返回长安后，与元稹居华阳观一起苦读，以应制举考试。制举考试，最主要的项目是试策——所谓的“策”，就是针对皇帝的“提问”做出自己的“对策”，而“策”的内容都是当前迫切的时政问题，考查考生的实际处理问题的能力。这次制举考试，名目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为了能顺利过关，他与元稹在永崇里华阳观一块积极备考，撰写出的《策林》，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刑法、吏治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制举考试，白居易入四等，这是白居易后来引以为豪的事情——“十年之间，三登科第”。朝廷依等授官，元稹担任左拾遗，白居易授周至县尉。

    《旧唐书》之《白居易传》说，“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首，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畿甸，是指周至，《长安志》卷第十八载：“周至县，唐畿，东北至（京兆）府一百三十里”——这段话，是说白居易在周至写出了数量甚多的“箴时之病，补政之缺”的“讽喻诗”。其中有反映残酷现实的代表作《观刈麦》。这首诗描写了关中麦收时节的农忙景象，对造成人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指责，对于诗人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很有思想高度。

    元和元年（806）的冬季，在陈鸿、王质夫等朋友的邀请下，“暇日，相携游仙游寺”，酒宴上，他们在一起，谈论起五十多年前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说到兴奋处，当时，王质夫举起酒杯，走到白居易面前，怂恿地说：“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于是，“深于诗，多于情”的白居易，创作出了千古名篇《长恨歌》。

    官拜授左拾遗

    白居易的诗歌文采斐然而又通俗易懂，得到大唐各阶层人的喜爱和传吟，也“流闻禁中”。此时，唐宪宗励精图治，喜欢直言纳谏之士，在元和二年（807）的秋天，下诏将白居易自周至调京兆府担任进士考官，试毕，由集贤院召入翰林。

    元和三年（808），白居易任翰林学士，得授左拾遗，策试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登第。宰相李吉甫以三人对策语直，泣诉于上，三人均不如常例授官。考官因之被贬。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考官不当被贬。其后，李吉甫子李德裕与牛僧孺等各结党，是为“牛李党祸”从此而起。白居易也因此而受李德裕排挤。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多进奉，谋为宰相，白居易上《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力谏不可。他屡陈时政，请降系囚，蠲租税，绝进奉，禁掠买良人等，因为谏言切中时弊，被朝廷所认可。

    白居易就这样“位未足惜，身未足爱”（左右拾遗是从八品），履职“天下利病无不言”拾遗生涯，觉得这是实现“达则兼济天下”政治怀抱的好平台，客观地说，白居易大多所“谏”，毕竟事关社稷苍生，唐宪宗皆从之。元和四年（809）的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叛，唐宪宗“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引起大家不满，“谏官上章者十七八人”，白居易激切抗争，“辞情切至”，甚至当面指责唐宪宗。唐宪宗很不高兴，《旧唐书》之《白居易传》云“上颇不悦”，对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好在李绛对这件事的态度和白居易一致，他对唐宪宗说：“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缓和了气氛，平息了唐宪宗的怒气。

    然而，这次上谏的后果很快显现出来，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左拾遗任期将满，唐宪宗找了个理由让白居易改官走人。这段意气风发的“身是谏官，月请谏纸”的翰林学士兼拾遗的政治生涯，从此完结了，是对白居易从政以来抱有“志在兼济”的远大理想的重大打击，原先“誓酬君王宠，愿使朝廷肃”“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祸福”的愿望，现在落了个“入仕欲荣身，须臾成黜辱”的下场。

    白居易大约从贞元三年（787）至元和五年（810），有讽喻诗170余首，基本写于此时。早期的白居易属于政治理想主义者，大量创作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使那些“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见《与元九书》）却得到老百姓的欢喜，得到广泛的流传，元稹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有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见《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的讽喻诗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传颂，因为他在诗中揭露了当时的社会黑暗现实，激切的内容引起了大家的情感共鸣，具有强烈的思想和认识价值。

    丁忧紫兰村

    元和六年（811），白居易的母亲陈氏因为看花，不慎掉入井中，卒于长安宣平里第，还不到60岁。按照古代的礼制，父母亲去世的三年内，要服丧守灵，不能工作。他含悲忍泪，带着丧母之痛和政治上的失意，“丁忧”渭上，全家迁回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将母亲葬入白家祖坟。“丁忧”故居，由于前述的原因，白居易的心境和上次“卜居渭上”大不一样，在《重到渭上旧居》诗里，他写道：

    旧居清渭曲，开门当蔡渡。

    十年方一还，几欲迷归路。

    追思昔日行，感伤故游处。

    插柳作高林，种桃成老树。

    因惊成人者，尽是旧童孺。

    试问旧老人，半为绕村墓。

    浮生同过客，前后递来去。

    白日如弄珠，出没光不住。

    人物日改变，举目悲所遇。

    回念念我身，安得不衰暮。

    朱颜销不歇，白发生无数。

    唯有门外山，三峰色如故。

    从贞元二十年（804）至元和六年（811），也就七年的时间，白居易在这首诗里谓“十年方一还”，是概数而言。仅仅几年时间，旧居的村庄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当年在土地上插的柳条，已经蔚然成林，所栽种的桃树苗成了老树，“试问旧老人，半为绕村墓”，自己呢？“朱颜销不歇，白发生无数”。这一切的一切，都使白居易黯然神伤情绪低落……刚料理完母亲的丧事，泪水还没有擦干，爱女金銮子又不幸夭折了，年仅三岁，这真祸不单行，雪上加霜，“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结为肠间痛，聚作鼻头辛”，白居易一时间掉入了痛苦的深渊，病倒了，“形骸日损耗，心事同萧索。”这样的苦痛该如何解脱呀？“我闻浮屠教，中有解脱门”——欲遁入佛门以解此苦。金氏村西，原先有一座兴福寺，因为白居易“制紫衣以献之，始更名为紫兰寺”。也许，在极度痛苦中，只有专心礼佛才能暂时得到精神上的解脱。

    白居易连续经历了这么多的大事，花费自然不小，丁忧期间又无俸禄，家中生计陷入穷困之中。“本来形体羸”，而这一连串的打击，更使他“戚戚抱羸病，悠悠度朝暮”，然而，他仍然坚持自己是正确的，再三检点，没有丝毫的个人利益夹杂其中，全是为了社稷苍生，尽管忧而成疾，却不改变其主张，“唯有病客心，沉然独如故”。但这有用吗？因而又有“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的情绪流露——古代的知识分子总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白居易表现得更明显一些，《遣怀》这首诗就表现了他矛盾与纠结的心理：

    乐往必悲生，泰来由否极。

    谁言此数然，吾道何终塞？

    尝求詹尹卜，拂龟竟默默。

    亦曾仰问天，天但苍苍色。

    自兹唯委命，名利心双息。

    近日转安闲，乡园亦休忆。

    回看世间苦，苦在求不得。

    我今无所求，庶离忧悲域。

    乡村老百姓的日子真是苦透了，“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他们衣不遮体，烧着“蒿棘火”取暖，而村巷里有的人家因贫穷而不断发生亲人的丧亡，凄惨的哭声令人同情与伤悲，白居易写下了这令人揪心的哭声，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昨日南邻哭，哭声一何苦！

    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

    今朝北里哭，哭声又何切！

    云是母哭儿，儿年十七八。

    四邻尚如此，天下多夭折。

    乃知浮世人，少得垂白发。

    此刻，他联想到自己：

    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

    褐裘覆紖被，坐卧有馀温。

    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

    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和民不聊生的生活相比较，白居易“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能有如此的觉悟，在其时算是进步的思想，说明了他对老百姓的苦难有深刻的同情。唐代中后期，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大为减少，却供养了大量军队，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民负担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一样，这是他对乡村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寒冬腊月天，“岁晏无口食”的穷苦人家的妇女儿童，穿着破烂的衣服，冒着如剑的西北风，到田野里采地黄，从凌晨采到黄昏，采得了那么一点点。“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这是一幅多么辛酸悲惨、目不忍睹的生活图景啊！

    元和九年（814），白居易丁忧到了除服时间，但出仕毫无音信，他于是决计务农为生。在下种收割的过程中，他觉得种地来得实在，也感到踏实，“莫恋长安道，莫寻方丈山”“不如归山下，如法种春田”。白居易村居数年之后，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种田人是应该受到人们尊重的。在学农的过程中，他虚心向老农学习：“吾闻老农言，为稼慎在初”，并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情谊：“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言动任天真，未觉农人恶”。他也逐渐习惯了乡居的生活，心态变得平静下来，有《村居二首》：

    其一

    田园莽苍经春早，

    篱落萧条尽日风。

    若问经过谈笑者，

    不过田舍白头翁。

    其二

    门闭仍逢雪，厨寒未起烟。

    贫家重寥落，半为日高眠。

    这年的冬天，唐宪宗终于下诏，授了一个闲散职务左赞善大夫给白居易。从此他永远离开了渭上紫兰村……但是，家山长忆，无论是谪贬江州还是其他地方，故乡仍然是白居易精神寄托和心灵的安栖之地，令他魂牵梦绕。离别家乡，心头一阵酸楚：“掩泪别乡里，飘摇将远行。”是啊，此去不知何日还，他满怀惆怅，踏上通往长安的古道。

    白居易从周至县尉调任朝廷，担任翰林学士及左拾遗这段时期，他勇于实践“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政治主张，傅璇宗先生认为，“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见《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即他讽喻诗所创造的“一个高峰”。

    丁忧渭上的乡居岁月，是白居易的人生与思想及诗歌写作重要的转折期，他的诗渐渐消减了讽喻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影响，而转向抒写内在的个人的情感与哀愁，开启了伤感诗的写作阶段——这个过程还将持续到以后的岁月，《白香山集》共收123首伤感诗，力作萃于退居乡村故居这个时期。

    （《光明日报》2.3 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