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着急先生

    1976年9月初，我抵达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留学，专业是比较文学。导师和系中其他教授都是美国人，专长皆为欧美文学。然而我考虑的研究方向是中西比较文学，必得求教东亚系教授，与刘绍铭先生因而结缘。

    当时刘先生已是港台学界及报界闻人。精于翻译之外，他的小说《二残游记》写尽一个世代华人学者的卜生百态，谑而不虐，尤能引起读者共鸣。

    初见刘先生是忐忑的。办公室位于12楼，犹记当时房门虚掩，有如空城计，敲门后好一会儿，刘先生探出头示意进门。那时的刘先生才四十出头，他个头不高，衣履光洁，最引人注意的是手中的烟斗和满室烟草香味。先生一口广东话，讲得快了，颇有囫囵吞枣之姿，问起我的背景，顿时亲切起来：我们同出身台大外文系。但刘先生当年在台大和白先勇、李欧梵、叶维廉、陈若曦等合办《现代文学》的丰采，后来者的我们简直望尘莫及。

    刘先生1966年获得博士学位，短短几年历经威斯康星大学、香港崇基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夏威夷大学后又回到麦迪逊，异动频率惊人。他似乎在寻寻觅觅，找寻安顿自己的地方。的确，当时的刘先生不论姿态多么平易近人，总好像有些局促不安的因子藏在心中。他的散文机锋处处，冷隽幽默，但本人却习惯性的蹙额颦眉，言谈之间甚至有种明天不知如何是好的迫切感。他喜欢的民国才女不是有名言：“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久而久之，学生给他取了个外号——刘着急。

    刘先生到底着急些什么呢？我常想：是我们学生用功不够，反应迟钝？是美国汉学界乏善可陈？是他的“老残”情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非其所愿？二残连老残的时候也没赶上？还是过早进入社会，错过了生命中的青春机会，再怎么追也追不回来？众人皆曰刘先生的幽默独具一格，我总以为他的幽默里还有些别的，只能说是冷眼旁观的涩味。或曰刘先生讲义气，是非分明，焉知他的冷眼之中没有一种格格不入的偏执？

    刘先生在台大期间的老师是夏济安先生，师徒情谊深厚。1965年济安先生猝逝，夏志清顺理成章接收乃兄的学生。小夏先生和刘先生外加李欧梵合作的《现代中国小说英译》，堪称英语学界最风行的教读本，夏氏兄弟史观和批评信念尽现于此。刘先生不愧是夏氏昆仲的衣钵传人。他担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主编，其中“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名言即出自其手笔。

    学问之外，夏志清先生和刘先生的个性可谓南辕北辙。刘先生拘谨仗义，但有脾气。夏先生是有名的老顽童，出言无状，而且人越多越是手舞足蹈。他们著名的对话包括刘先生所记“夏公赐我鱼屁股”，典出一次宴会两人为一条鱼尾巴唇枪舌剑的公案，活脱是“世说新语”的场景。

    最难忘的一次应该是1980年，夏先生应邀到麦迪逊演讲《玉梨魂》，由刘先生主持。只记得开场没几分钟夏先生就已离题，硬是把哀艳感人的鸳鸯蝴蝶嫁接到好莱坞西部牛仔片外加马龙·白兰度，全场哄堂大笑，刘先生坐立难安，夏先生也就愈发得意。好戏还在后头。晚上刘先生在家大宴宾客，学生也在受邀之列。只见夏先生满场飞舞，欢乐无限，甚至调侃我的洋人导师貌似保罗·纽曼，应该从影，而刘先生坐在一旁愁眉苦脸。多年后刘先生和我聊起那晚，还是哭笑不得地说，无地自容！但刘先生对夏先生毕竟是包容的。夏先生不只一次提到，学生辈就是刘绍铭最为忠诚。

    刘先生腹笥宽阔，鉴赏力惊人，但教书谈不上特别的魅力。这也许和学生人数偏少，而且背景参差有关。但遇到精彩的题目和作品，他总是兴奋得国粤英语三管齐下。他对侠义小说里“报”的观念有独到见解，对传统作品中女性的遭遇也深表同情。他教《陈多寿生死夫妻》（《醒世恒言》），《麻疯女邱丽玉》（《夜雨秋灯录》），强调其中所谓的节义观和爱情观一经渲染，其实遮蔽了内里的荒谬恐怖；他甚至以《陈多寿生死夫妻》为取材依据，创作了小说《烈女》。

    离开威斯康星后，我和刘先生的关系更为密切。1989年我第一次任教哈佛时，有机会休假半年，决定回到母校小驻并作研究。刘先生几乎每两三星期就请我到学校的教授俱乐部喝酒聊天。那时他得知我有意离开哈佛，立刻积极安排为我谋职。恰巧葛浩文教授任教的科罗拉多大学开缺，我面试后顺利入选，正考虑签约之际，夏志清先生突然来电告知退休在即，坚持我必须前往哥伦比亚面试。刘先生原本为我运筹帷幄，对夏先生的半路杀出颇不以为然。但最后两人达成共识，成全了我。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如今回顾，仍然惭愧得一身冷汗。

    回到香港之后的刘先生感觉上比在美国更自在些。年纪渐长，他对外在的一切似乎看得也更淡了。风雨平生，香港是他自小熟悉的地方，也是艰难成长的所在，他决心终老于此，仿佛与他的身世作出和解。

    （《文汇报》2.13 王德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