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背景下的大食物观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这是恰逢其时、意义深远、安澜大局的谋划。大食物观，反映了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的现实，为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开辟了新的战略路径。食物营养是提高人类寿命的必要条件，更充足的食物供应、更多元的食物结构将更有益于人类发展。实际上，在食物结构单一的情况下，总量往往也是匮乏的。大食物观建立在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提升与粮食安全的统一。

    传统意义上，由于自然约束和生活习惯的原因，不同地域居民的食物来源尽管并不相似，但是饮食习惯和食物结构却是相对稳定和单一的。例如，农耕民族多以谷物为主要食物，游牧民族则多以肉类为主要食物，海洋民族多以鱼类为主要食物。以现代食物营养标准进行衡量，当食物来源稳定和单一的时候，其营养素往往是不均衡的。对农耕民族来说可能是脂肪、蛋白质摄入不足，对游牧和海洋民族来说往往是微量元素不足，简而言之就是营养不良。至今，在全球范围内仍然能找到很多典型的地方病，病因与食物结构密切相关，例如为人们所熟知的碘缺乏病、克山病等。

    食物获取的历史脉络

    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来，食物获取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过程：一是直接从自然界中采集和渔猎；二是农作物种植与动物豢养；三是基于财富生产的物质交换。

    在早期人类生活中，所有食物都源于自然的采集和渔猎，食物构成完全取决于人类活动范围。今天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等国仍然以香蕉为主食。这一阶段，即便在自然资源丰沛地区，食物结构是相对单一的，食物的获取也十分不稳定。

    正是因为食物获取带来的生存危机，人类社会很快发展到驯化动植物，通过作物种植与动物豢养来获取食物的阶段。这一阶段，食物获取的稳定性大幅度提高，尽管作物种植和动物豢养带来了定居生活，但是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社会分工，使得更远距离的物质交换成为可能。例如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丝绸之路，从而将葡萄、石榴等作物带回中原地区；再如地理大发现以后，新大陆作物如玉米、甘薯等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极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在食物获取稳定性提高的同时，食物来源也获得了扩展。

    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国家的农业产出尽管仍在持续增长，但是相对比例却持续下降。工业化的结果是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城市发展，这也使得更多的人群不必依赖农业生产就可以获得食物供应，无论是农作物种植还是畜禽养殖，都越来越专业。与农耕文明相比，全社会的财富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是农业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稳定充足的食物供给，另一方面也从其他经济部门获得更多的发展支撑，例如从化工业当中获取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从金融部门获取融资。在分工专业化的背景下，人们食物结构日益复杂，不仅克服了传统地理空间的约束，甚至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或编辑生物性状。从趋势来看，人类即将摆脱食物获取的自然约束，进入发展的全新阶段。

    整体来看，食物来源多样性、可选品种的多样性与食物供应充足性是密切相关的。当食物供应匮乏时，尽管人们不得已需要寻找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例如树皮、草根，但并不代表食物来源的多样性。只有当现代农业可以高效提供食物产出时，人类可以用更小的成本来支付食物消费时，更宽广的食物观念才得以形成。例如在现代生活方式中，一部分富裕阶层所推崇的“轻食”，其中特征性食物是蔬菜沙拉，显然“轻食”的基础在于充足的食物供应，人们不可能在营养短缺的时候将蔬菜沙拉当作现代生活方式；而在食物短缺时代，往往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巨大社会反差。

    从“有啥吃啥”到“吃啥有啥”

    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最主要的表现是食物获取不足，在现代社会仍然如此。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超过50%农村居民的豆、肉、蛋、奶和蔬菜消费量均没有达到标准，所以大食物观是建立在现代生产基础上的，既包含现代农业生产，也包含非农业生产。这就意味着，大食物观并不是“有啥吃啥”，而是“吃啥有啥”，是更高层次的粮食安全目标，包含了食物选择的自由权利。具体来看，大食物观一定建立在现代农业生产与现代财富交换基础上的。

    以当下社会视角来看，似乎在传统社会人们的食物来源更为宽泛，其实不然，这种来源的宽泛是生产不足、食物短缺的结果，是匮乏情况下的“涸泽而渔”，其后果是进一步恶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大食物观是食物充足之下的多元选择，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能够看到，上个世纪6 0 年代以来，以杂交水稻和小麦为标志的品种改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巨大成功，叠加化肥、农药、灌溉技术的推广，农业产出迅速增长，使得粮食产出可以支撑人口增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1961年全球谷物单产为每公顷1.35吨，到2020年已经增长到4.07吨，60年间平均单产增长了2倍，年均增长1.9%；同期全球人口数量从30.7亿人增长到77.6亿人，增加了1.5倍，年均增长1.6%。

    不仅是谷物生产效率始终超过人口增长，而且随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农艺改进，全球农业生产资源也在不断拓展，例如土壤改良、灌溉设施的利用，使得农作物播种面积得到扩展，人类可以获得的食物数量更超过了单产提高。1961-2020年间，全球谷物总产量从8.8亿吨增长到30亿吨，人均谷物占有量从285公斤增长到386公斤。正是有了谷物和农作物的产出基础，才使得大规模畜禽饲养、水产养殖成为可能，同期全球肉类总产量从7135万吨增长到3.37亿吨，人均肉类占有量也从23.2公斤增长到43.4公斤。正是得益于农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人类的食物来源也从植物性食物逐步转向植物动物并重，食物来源日趋多样。

    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一方面是现代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分工深化，使得全球的优势资源能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例如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使得中国的柑橘、苹果等大量进入东盟市场，同样也使得榴莲、山竹等这些热带水果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促进了双方消费者的福利提升。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普遍提高，农业产出不断增长。当人们口粮需求得以满足以后，便开始食物消费的升级过程，从油脂到蛋白质，再到水产果蔬，来源也从当地扩展到全球。就此而言，大食物观是建立在强大的现代农业和现代社会基础上的。

    粮食安全下的大食物观

    毫无疑问，大食物观是对现有粮食安全在内容上的丰富与更新，不仅体现了经济社会的进步，也为粮食安全的公共政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2013-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从148.7公斤下降到141.2公斤，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从10.6公斤下降到10.4公斤，同期人均水产消费量从10.4公斤增长到13.9公斤，蔬菜消费量从97.5公斤增长到103.7公斤。如果将时间线拉长，谷物消费下降，肉类水产蔬菜消费的增长趋势更为明显，从当前主要发达国家的食物消费演化来看，也是如此。在食物消费层面，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多地表现为食物消费的多元化；从粮食安全的公共政策来看，增加了任务的复杂性。

    在此背景下，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提高肉类、果蔬、水产的产出也同样确保了粮食安全，不同食物之间的关联变得更为紧密。大食物观也体现了农业生产与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在大食物观之下，谷物不再是农耕民族的专门食物，肉类也不再是游牧民族的专门食物，通过现代农业生产和社会交换，食物之间的转化更加立体，既有物理形态上的，例如奶牛养殖，早期只能依靠丰富的草场资源，现在可以依托饲料工业实现更高效的生产，饲料也从饲草和谷物籽粒再扩展到青贮饲料，使得谷物利用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也有经济形态上的，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后，国内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带动了禽肉产量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禽肉饲料经济性更高，对猪肉产量下降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大食物观实现了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提升与粮食安全的统一。大食物观是建立在现代农业生产基础上的，这也使得农业生产模式从单纯的产出增长转向质量效益竞争力的提升。传统意义上农业生产主要强调产出增长，随着产出水平越过人类基础营养需要以后，产出增长往往容易导致“谷贱伤农”。为此，农业生产者开始重视产出质量效益竞争力问题，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优质优价，例如最近几年全国各地大力推广的高筋小麦，每斤收购价格比普通小麦高出0.1-0.2元，其主要用途是烘焙。这不仅保障了粮食产量，同时还实现了农民增收，更好地满足了社会需要。毕竟，传统农业是小农生产方式，主要特征是自给自足，当前条件下尽管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小农人口，但其生产目的已经转变为商品交换。在此过程中，伴随商品交换价值最大化也同时实现了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提升与粮食安全的统一，也只有在粮食满足需要的基础上，人们才会转向其他作物和农产品生产，显然在吃不饱肚子的条件下，农民并不会种植果树。

    大食物观的现实价值

    在现实条件下，大食物观将有助于社会认识的提高。2022年5月初，山东农民将小麦出售做青贮饲料，每亩1500元，引发社会广泛讨论。如果在大食物观背景下，该现象就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小麦青贮饲料每亩1500元，可以获得全株小麦青贮2吨左右，平均每吨价格为750元，而玉米青贮平均每吨400元。从养殖场角度，使用小麦青贮饲料用量不会太大，也并不是普遍现象，属于权宜之计；站在农民角度，小麦平均亩产400公斤，当前收购价格在每公斤3元，如果销售小麦，每亩产值为1200元，也是划算的。

    客观评价小麦青贮的成本收益，不但是对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优化，而且节约了后期管护、收获费用，提高了秸秆利用效率，放宽了倒茬作物的种植时间窗口，间接促进了秋粮稳产增产。尽管有这么多益处，但是仍有很多批评，认为影响了粮食安全。

    需要看到，2021年中国乳制品净进口385.2万吨，净进口乳制品折合生鲜乳2229.6万吨，以2021年奶类国内总产量3780万吨来计算，乳品自给率为62.8%。按照乳品饲料转化率1∶1匡算，对应的饲草料也要超过2000万吨，国内通过增加青贮饲料产出，提高原料奶及肉类产量，可以更好地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反观小麦，2021年中国进口小麦977万吨，占国内小麦产量1.37亿吨的7.1%，在总量上中国并不需要进口小麦，但是由于品种结构问题，例如高筋、低筋面粉需求仍需要进口调剂，这部分用量大约为300万吨；2021年其余的进口小麦主要是饲料用途。由此可见，当前需求增长主要集中在动物性食物，而谷物需求基本饱和。大食物观正是涵盖了社会对优质肉蛋奶消费升级，小麦青贮不仅促进农民增收，同样也是增加了食物产出，并没有产生效率浪费，这与明代“改稻为桑”的政策基础完全不同。

    事实上，当前小麦青贮更多的是临时和随机的，是对玉米青贮的补充，如果产业链可以稳定发展的话，在合适的地方完全可以考虑燕麦、大麦、黑麦等比较效益更好的饲用谷物作为青贮，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粮经饲统筹发展，近年来在很多地方已经实施并取得良好成效。

    除了消费升级带来的食物结构变化之外，保持消费持续稳定也是同等重要的，这一点有赖于长效机制。大食物观更好地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涸泽而渔、焚林而狩这样的短视行为是需要摒弃的。近年来，政策也从支持捕捞的渔业成品燃油补贴转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促进渔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在中国海水产品当中，2012-2020年间，人工养殖比例从54.5%提高到64.4%，这也确保了水产品的持续稳定供应，加之冷链物流的普及，即使在国内中西部地区，也可以获得新鲜丰富的海产品供应，极大地提高了消费者福利。

    开放条件下的大食物观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使得全球面临饥荒和营养不良人口增加了约1亿人。2022年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农产品贸易紧张，使得粮食安全形势持续恶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数据，当前全球农产品价格处于1960年以来的最高历史水平，已经突破了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在这种背景下，全球饥饿状况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农产品价格飙涨，也带动了全球农业产出的增长，在可期的未来，全球农产品供需将会逐步宽松。实际上，全球农产品供需始终处于波动状态，无论其平衡状况如何，从大食物观出发，对当前的粮食安全策略都有一定的启发。

    农产品的进口并不意味着农产品的缺口。2021年我国大豆进口量接近1亿吨，有观点认为大豆缺口1亿吨，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进口往往是价格竞争的结果，当价格上涨时自然会减少进口，甚至会从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此外，农业高价值化也并不妨碍粮食安全。例如因地制宜开展食用菌、经济林果、稻鱼共生等种养模式，为贫困地区实现稳定脱贫提供了解决方案。传统贫困地区，自然条件及人均资源都十分匮乏，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条件往往较为恶劣，但是在国内统一大市场背景下，劣势自然条件有可能转化为优势条件。在贵州山区，如果以梯田生产稻谷，亩均不超过300公斤，产值不超过千元，但是利用山区气候条件，因地制宜种植特色蔬菜，实现错峰上市，亩均产值可以达到3000元。看似本地粮食产量下降，但在整体上却更好地利用了农业生产资源。大食物观之下的农产品供需，不仅可以反映经济余缺，同样可以反映营养余缺。无论如何，大食物观是建立了粮食安全基础上的，既是观念的更新升级，同时也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发展观察》2022年第6期 胡冰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