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人过大年

    时间是宋仁宗嘉祐八年，即1063年，大名鼎鼎的苏轼还不到30岁，正在陕西凤翔府当签判，与此同时，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却在首都开封定居。

    春节已经到了，苏轼并没有去开封跟家人团聚，也没有回四川老家走亲访友，他跟往常一样，照旧待在凤翔府衙门里。外面鞭炮齐鸣，苏轼岿然不动，他在干什么呢？在给弟弟苏辙写诗，回忆他们兄弟小时候在四川眉山过年的经历。

    苏轼一连写了三首诗《馈岁》《守岁》《别岁》，其中《馈岁》描写乡亲们挨家挨户拜年，彼此赠送礼物；《守岁》描写小朋友们在除夕当晚兴奋得整夜不睡，一直玩耍到天明；《别岁》则写得比较伤感，大意是说春节期间，亲人相隔在千里之外，只能独自过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苏轼想念父亲和兄弟吗？当然想念。那他为啥不去看望父亲和兄弟呢？是因为没有放假吗？绝对不是。宋朝皇帝厚待官员，不仅给予优厚的俸禄，而且还有大量的节假日。在宋朝，春节、冬至与寒食节被称为“三大节”，大小衙门各放七天假，领导不用坐衙，下属不用点卯，除了知府、知州、知县等地方一把手不能离开任职所在地以外，其余官员想走就走，没有人拦阻。苏轼身为签判，并非一把手，他春节期间是完全可以返乡的，为什么偏偏要留守在衙门里？原因很简单：古代交通太落后，路上花费的时间太长，他根本来不及返乡。

    北宋开封，正月初一，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一个中年男子早早地从床上爬起来，来不及洗漱，就提着灯笼走出家门，腋下夹着一个包裹。

    他在门外找到一小块空地，从包裹里取出一把铁铲，开始刨坑，然后把包裹里带着的一条蛇、一把豆子和一颗鸡蛋都扔了进去，填上土，踩结实，嘴里嘟嘟囔囔念叨几句，转身回家。

    这个中年男子回到家，又翻出一捆柳树枝和一根鸭蛋粗细的桃树枝。他把柳枝解开，先拿一根插到门环上，又拿几个插到窗棂上。然后他又拿起那根桃树枝，一劈两半，都削成上宽下窄的橛子，七八寸长，削得尖尖的，刮得光光的，提起毛笔，在一只橛子上写了“神荼”，另一只橛子上写了“郁垒”。他把这两只桃木橛分别插到大门两边的空地上，拎起锤子，全钉到泥土里，只留桃木橛的上半截在外面。

    忙完这些的时候，天已经快要亮了，他赶紧把老婆喊起来，帮他熬糨糊，贴年画。两口子把门神贴到门上，把春联贴到门框上，最后又取出一块长方形的桃木薄板，在上面写了“顺天行化”四个字，钉在了大门的门楣上。

    贴门神，贴春联，大家都懂，不必解释，即使到了现在的大年初一，很多朋友仍然会这么做。可是我们绝对不会疯到在门外挖坑，往坑里埋蛇，对不对？

    其实这个宋朝人埋的不是蛇，是用面团捏的假蛇。他埋的鸡蛋倒是真鸡蛋，豆子也是真豆子，只不过都是煮熟的。他把这些东西埋起来的时候，口中念叨的是这么几句话：“蛇行则病行，黑豆生则病行，鸡子生则病行。”意思是一年到头永远不会生病。

    一左一右钉在大门口的那对桃木橛，就是传说中的“桃符”。上面通常各写“神荼”和“郁垒”，那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擅长捉鬼的一对半神兄弟。

    压岁钱在宋朝不叫压岁钱，它叫“随年钱”。“随年”有两种含义：第一，在过年的时候发放；第二，根据对方的年龄发放。

    台湾人给小孩发压岁钱，忌讳发奇数。比如说8元、10元、100元，都行，不宜发给7元、9元、99元。大陆无此忌讳，在笔者的老家豫东平原，近年来流行发给孩子99元和999元的红包，因为9这个数字代表“长久”。

    宋朝人给小孩发压岁钱更不忌讳奇数，因为他们是按小孩的年龄来发的。小明今年虚岁10岁，发给他一个10元的红包；小芳今年虚岁11岁，发给她一个11元的红包。年龄不全是偶数，压岁钱自然也不全是偶数。

    不过宋朝还有一种压岁钱是跟年龄无关的，那就是宋朝后妃为皇子挂在床头上以镇压邪祟的那一串压岁钱。据《武林旧事》描述，这串压岁钱乃“随年金钱一百二十文”，将一百二十枚金币串在一起，串成沉甸甸的一大串，祝福皇子福寿绵长，整整活到一百二十岁。如今闽南也有此风俗，俗称“吃百二”，不过现在“吃百二”已经不是皇子独享的福利了，每个小朋友都享受得到。

    (《北京青年报》1.18 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