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烟花迎来“最好一年”

    2023年春节期间，一款名为“加特林”的烟花一直占据全网注意力。它射速快、火力猛，故而得名。

    在有着“中国花炮之乡”称号的湖南省浏阳市，一家烟花厂厂长刘冰峰对此感知分明，以往出厂价在16至19元之间的“加特林”，价格大幅上涨，最低也在40元左右。“涨一半是最低概念。”刘冰峰说，“经销商可能要卖到一百多。”

    他的货在春节前一个月已经售罄，“所有的正规厂家基本上库存都已经清零了”。

    先交定金，也没法全提货

    在刘冰峰所在的浏阳市大瑶志源花炮厂旁，春节前守候着许多外地来的客商。

    春节前的一个月是厂里最忙碌的时候。客户的货车在厂里排成长队，一天最多会从厂里发出四五十车。该烟花厂生产的“加特林”销往各地，近到湘鄂，远至辽宁。刘冰峰介绍，自家烟花厂2022年的“加特林”产值在8000万到1亿元之间，这是“因为涨价，实际上产量还没有2021年那么多”。

    许多老客户提前下了订单，打了定金过来，但刘冰峰交货时，“交不满，交不齐”，一些订单只能按比例交货，让客户先领走一部分。不惟刘冰峰，供不应求是烟花厂的普遍现象。

    浏阳市华宇烟花制作有限公司是当地“加特林”的龙头生产商，自称2016年首创并上市“加特林”烟花。其董事长黎先权告诉记者，他们2022年只完成全年客户订单的60%~70%，2023年订单暂无暇顾及。

    客户不断地打电话询货，刘冰峰反复解释，但依然有人开着车跑到厂里，看看是不是真的交不上。

    产量跟不上的现实原因之一，就是烟花生产有多重限制。“加特林”需要有单独的生产线，与喷发类烟花或鞭炮不同，生产“加特林”需要将纸张卷成圆筒，装上底座，算起来有几十道工序。这些工作依赖于工人手工制作，目前还不能实现自动化生产。除了自家工厂生产以外，一部分烟花产品也会交给别的厂家代加工，但依旧捉襟见肘。

    刘冰峰厂里负责生产“加特林”的工人有约两百名，他们一天能生产约四千箱“加特林”，每箱里有8个。然而疫情管控放开以后，工人陆续感染。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只有十几名工人上班。而且有些岗位需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其他工人无法代班。

    卖奶茶的，都来帮工

    刘冰峰所在的大瑶镇是“加特林”烟花的发源地，这座小镇地处湘赣交界处，距长沙约一百公里，镇上随处可见花炮元素：“放花炮的小孩”雕塑、中国花炮文化博物馆、浏阳国际花炮商贸城、花炮始祖李畋广场、花炮文化步行街……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花炮原材料集散中心，花炮产业链上的各环节皆有，12万常住人口中，直接从事花炮行业的有四五万。

    而在花炮旺季，非花炮行业的大瑶人也会加入进来。

    46岁的刘斌（化名）在大瑶镇一家中型花炮厂做背皮，负责给纸筒外筒贴上包装。他注意到，在春节前夕的赶工期中，卖奶茶的、卖小菜的、卖衣服的，都暂时放下手里的生意，加入帮工队伍。

    给“加特林”贴皮，厂里的规矩是按件计费，特殊时期又给了计时补贴，加班一小时能多挣20元。算下来，干一天赚大概350元，是全年最高日薪。

    刘斌所在的烟花厂主要生产小型喷花系列，生产“加特林”是近一两年才有的事情。大部分厂子都专做某一系列，较少能拿到两类以上许可证的。

    在刘斌的描述中，他所在烟花厂是中途添了“加特林”的生意。“我可以买吐珠系列的花炮，把它们组装起来，做‘加特林’就是这样的。”他解释，“加特林”是吐珠式烟花，“原先是一根一根放的，点燃引线，一根一个亮珠，慢慢地往天上冲。现在是把十几根用引线连起来，点燃引线后，十几根同时射出去”。

    张明福说，早在前两年“加特林”刚开始走红的时候，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就牵头制定了“加特林”的团体标准，对产品质量各个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浏阳市政府官网显示，“烟花爆竹吐珠类加特林团体标准”在2022年3月正式发布实施。浏阳市质量监管局、应急局、烟花爆竹总会等机构亦在全市开展过“加特林”烟花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工作。

    张明福提醒：“消费者还是要到正规店铺去购买有标志的、正规工厂生产的，这样产品更有保证、更安全。”

    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2023年1月初，湖北人丁程专门开车带着儿子到浏阳选购花炮。浏阳花炮市场琳琅满目，摊子上摆着各色烟花，铺面里存货更多，“加特林”单价65元，“仙女棒”10盒40元，母子俩挑了几个小时，总共花了530元。

    在湖北宜昌，范悦（化名）带着孩子去买“加特林”时，价钱涨到了每个约一百元，但不限购，“货源充足得很”。

    张明福说，2022年浏阳烟花爆竹的产量相较于往年提升25%至30%，价格也适当上涨，整体形势是历年来最好的一年。

    烟花兴衰关乎许多浏阳人的收入来源。一位做了几十年烟花生意的浏阳人总结，在当地，有近半家庭通过做烟花或辅材养家糊口。疫情三年，烟花人走过了几个寒冬，直到疫情管控放开，有些城市相继解禁或改为限放，烟花行业才慢慢好转。

    禁放多年以来，不少烟花厂家关了门。刘冰峰感叹：“原来大瑶一个镇，一百多家厂，现在算起来可能只有三四十家厂。”

    在张明福眼中，这是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有些不符合安全条件的、没有品牌的、没有质量的、没有管理水平的、没有安全投入的企业逐步被淘汰。”

    离春节还有五六天时，刘冰峰厂里的货基本已经发完，他留了十几件烟花，一些分给亲戚朋友，剩下的留给自家。每年春节，家人都会一起放烟花。

    （《南方周末》1.31 高伊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