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海船上的伙食

    南宋官员周去非著有《岭外代答》一书，该书第六卷有一个小节叫《木兰舟》，对宋朝海船以及船上生活描写如下：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人在其中，日击牲酣饮，迭为宾主，以忘其危。

    从南中海往南航行，海船如同高楼广厦，船帆就像白云从空中垂下，船舵有几丈长，一艘船可以乘坐几百人，舱里贮藏着这几百人一年的口粮。为了能吃上肉、喝上酒，他们在船上养猪、酿酒。为了对付长途航行中的寂寞、无聊和恐慌，他们每天杀猪、喝酒，轮班做东。

    周去非是浙江温州人，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在位时考中进士，去广西做了六年官，曾经在桂林当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在钦州当过教授（相当于市教育局长），还在陆游的好友范成大和岳飞的儿子岳霖手下任过职。他在岳霖手下任职时，岳霖是钦州知州（相当于市长），而钦州毗邻北部湾，适合远洋贸易，是宋朝广西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所以周去非能够接触来自越南、缅甸、柬埔寨、爪哇、印尼等地的商人，也有机会参观前往南亚、东南亚、西亚和北非贸易的中国商船。

    然而，周去非毕竟没有亲自在远洋商船上生活过，所以他的描写不免有传闻和夸大之处。从常理推想，真实的海上旅程应该不会像他描写的那么潇洒和浪漫，宋朝的船员也不太可能过着梁山好汉一般的生活，每天都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北宋末年有一位官二代，名叫朱彧，是广州知州朱服的儿子。当时广州是宋朝第一大港口城市，远洋贸易比广西钦州还要繁盛得多，所以朱彧也能了解到一些相关信息。按朱彧《萍洲可谈》一书记载，宋朝的远洋商船危机重重，不仅常常面临饮食短缺，还会有食物发霉、发臭的问题，进而导致船员陆续染病身亡。

    朱彧说，当食物短缺的时候，船员不得不钓鱼救急。怎么钓呢？“用大钩如臂，缚一鸡骛为饵，使大鱼吞之，随其行，半日方困，稍近之，又半日方可取，忽遇风，则弃。”用胳膊粗的大铁钩做鱼钩，用鸡鸭做鱼饵，等大鱼吞钩，就拽紧钓竿，跟着大鱼的路线走，直到大鱼筋疲力尽，才能将其拽到甲板上。这样钓一条大鱼，往往需要一天时间，如果遇到狂风巨浪，人在甲板上站不住，大船还有可能弄翻，众人为了保命，只能松钩放弃。

    朱彧还说，船员得了病，往往传染，如果不能自动痊愈，病情就会越来越重，直到奄奄一息。这时候，那些没染病的船员就用席子将病人卷起来，用绳索捆牢，噗通一声扔进海里。为什么不抢救呢？因为当时医学太落后，船上的医疗条件更差，不太可能抢救成功。为什么不等到病人死后再海葬，而非要残忍地将还剩一口气的同伴活活扔进大海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疾病的传染率稍微降下来一点点。

    201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察了南海Ⅰ号上的生物残骸，其中有人的遗骨，暂时还不知道是死于疾病，还是死于沉船。另外，还有鸡骨、鹅骨、猪骨、羊骨、牛骨、鱼骨，以及一些贝类。那些鱼骨和贝类可能是船员们在航行途中捕捞的，属于贴补型的食物，而那些家禽和家畜则必定是出发前装上船的。目前考古团队已经从南海Ⅰ号发掘出86件羊骨、46件鸡骨、40件鹅骨、9件猪骨和1件牛骨。这些动物在活着时被装船，然后在航行中饲养、宰杀，这样能让船员们吃到新鲜的肉类。

    宋朝腌制肉类的技术相当成熟。在北宋开封风俗宝典《东京梦华录》和南宋杭州风俗宝典《梦粱录》里，我们能读到当时市面上出售的腌肉、腊肉、鱼鲊和弝子，其中“鱼鲊”是腌好的鱼干，“弝子”是腌好的肉干，都能长期存放而不腐败变质。南宋食谱《吴氏中馈录》则记载了弝子的加工方法：将猪肉切成三寸长的细条，用食盐、砂糖、花椒、砂仁拌匀，晒干，再蒸熟、摊凉，用纸包裹，用草绳扎紧，悬挂起来保存。

    除了肉类，考古工作者还在南海Ⅰ号上发掘到大量果核和果壳，包括梅核、枣核、槟榔核、橄榄核、荔枝核、银杏核、葡萄籽、栗子壳、核桃壳，以及残存的榧子和松子。在船舱底部有一些坛坛罐罐，不是运到海外出售的，而是用来酿造和贮藏黄酒的。另外还有一个罐子，里面装的居然是咸鸭蛋。可见这艘船出发前，船员们准备充足，从粮食到肉类，从果子到酒水，所有饮食都备齐了。

    （《北京青年报》1.9 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