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和发展中华文明的自然环境

    我国地域辽阔，有着优越而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孕育和持续发展也因此有了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在丰富多样的环境中，中华民族的先民创造了多彩纷呈的灿烂文化。中华先民是在怎样的气候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气候环境的变化又如何影响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多样而优越的自然环境

    中华大地的自然环境，主要由地理位置、气候和地貌条件所决定。

    从最南面位于赤道南侧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到最北面的漠河，我国领土南北跨越50多个纬度，形成多个气候带。我国地貌条件复杂。除了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以及东北东部这三个地区多山地，地势的总趋势是东部低、西部高，呈现为几个台阶。

    在气候和地貌的制约影响下，我国生态环境呈现多样性的特点。东部气候湿润区是森林覆盖的地区，西北干旱气候区是荒漠区，地面植被稀少，有很大面积为戈壁和沙漠。在森林区和荒漠区之间则是草原带。多样的生态环境使中华先民选择了不同生存方式。东部湿润地区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条件，其中南方雨量丰沛，发展了稻作农业，北方降水相对较少，发展了旱作农业，而草原为游牧民族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西北干旱区虽然气候干旱，但这里的一些高大山体对于水汽有凝聚作用，被称为荒漠中的湿岛，如天山和祁连山，凝聚水汽从而形成河流，为山前地带发展灌溉农业提供了条件。

    一方水土培育一方文化。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新石器时代我国六大考古文化区系，分别是：北方新石器文化、东方新石器文化、中原新石器文化、东南地区新石器文化、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南方新石器文化。六大考古文化区系的划分，不仅是对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区域差异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与气候及生态环境关系的高度概括。

    孕育中华文明的全新世气候最温暖时期

    距今约1.1万年前，地球上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气候逐渐转暖，进入地质历史上最新的一个时期，被称为全新世。据我国学者研究，距今约8500年前至距今约3000年前，是全新世较温暖时期，因而被称为全新世大暖期。其中距今约7700年前至距今约6000年前，被认为是全新世最温暖时期。

    在全新世最温暖时期，植被茂密，生物资源丰富，为先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在这一时期，新石器文化在中华大地空前繁荣，在黄河中游有以制作精美的彩陶而著称的仰韶文化，在黄河下游有大汶口文化，在今内蒙古赤峰市的南部和辽宁朝阳市有因精美的玉龙和大量玉器而著称的红山文化，在长江下游的上海市及太湖地区有从事水稻种植的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在宁绍平原的宁波市余姚有以崇拜鸟和太阳以及从事水稻种植而著名的河姆渡文化。这些散布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新石器文化，被考古学家严文明称为多重花瓣，共同形成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绚丽花朵。

    从距今约6000年前到距今约4000年前，气候波动，曾出现几次降温事件，但总体来看还是比较暖和。如距今5000多年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发现了大量稻粒遗存。这应是在庆阳附近或距离庆阳不远的地方有水稻种植的证据。另外，考古研究还在黄河流域多个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水稻的遗存。这些事实表明，那时黄河流域气候环境还是温暖湿润的。距今4000多年前的属于龙山文化的山西省临汾市陶寺遗址中，也出土有竹鼠遗骸。这表明，距今4000多年前的山西省南部，其气候环境和今天的长江以南地区大致相当，属于亚热带气候环境。因此，在中华大地上，距今5000年前至4000年前期间，各地新石器文化蓬勃发展，黄河下游地区在大汶口文化之后发展出龙山文化；在黄河上游地区，继仰韶文化后发展出马家窑文化；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继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后发展出良渚文化；在内蒙古岱海北侧有老虎山文化等。

    得天独厚的地貌环境

    全新世最温暖时期，中华大地地貌环境为中华先民的繁育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平原地貌为先民提供了最重要的生存和繁育环境。我国的平原皆为河流冲积而成，土层深厚，非常适合农业种植。古代黄淮海平原有众多河流、湖泊和沼泽，还有众多地形相对高起的丘，居住在丘上的先民，可农可渔，如相传舜渔雷泽。黄淮海平原上的许多丘，在中华民族早期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如河南省濮阳古称帝丘，曾经是黄帝之孙、五帝中的颛顼帝高阳的都邑所在。

    黄淮海平原周围的低山丘陵及山前地带，背依山地，面向平原，可农可渔可猎，又不受洪水威胁，也为先民提供了极佳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如出土大量窖藏粟的河北邯郸磁山文化遗址即位于太行山的山前地带，河南省裴李岗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豫西山地和黄淮海平原的接壤地带，属于裴李岗文化的著名的舞阳贾湖遗址也位于山前地带，新郑是轩辕黄帝的故里，大汶口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大汶河和泗水两侧的山前地带，少昊的都邑曲阜、龙山文化的最早发现地山东章丘都位于山前地带，殷商的都城安阳殷墟位于太行山东侧洹河出山口的山前地带，等等。

    长江下游地区有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地势平坦，河网密布，为先民发展水稻种植提供良好条件，是我国稻作文化发祥地之一。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发展到后来的良渚文化，构成连续发展系列。特别是良渚文化，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两个平原还是我国吴越文化的发祥地。

    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为长江和汉水冲积而成，古代河网密布，湖泊众多。古代江汉平原连同周围森林密布的低山丘陵，被统称为云梦泽。这里曾经是多种野生动物繁衍之所，是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域，也是楚文化发祥地，还是稻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成都平原，古代河流密布，平原连同周围山地曾经植被茂密，“犀象竞驰”，是古蜀文化发祥地。距今4500多年的宝墩文化，位于成都平原的山前高地和平原上河流之间的高地上，说明那时成都平原降水丰沛，环境良好，为古蜀文化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作为古蜀文化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成为中华文明在西南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

    黄土高原是大自然赐予中华先民的又一自然地理单元，黄土肥力很高，特别是在6000多年前的温暖时期，高原植被茂盛，大部分地区为森林草原，形成了一层黑土，为原始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黄土高原还有着宽广的河谷平原，即关中平原，有八百里秦川的美誉。渭河流经该平原，渭河以及众多支流两侧广泛分布着二级阶地，是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遗址的主要分布地貌。仰韶文化时期的先民凭借肥沃的黄土和临水的环境，可农可渔，创造了灿烂的彩陶文化。

    黄土高原还有多个盆地，如晋中盆地、临汾盆地、侯马盆地、运城盆地、洛阳盆地等。这些盆地中，厚层黄土形成二级阶地。这些阶地土质肥沃，不受洪水威胁，为先民进行农业生产和生存提供独特地貌环境。一旦黄河下游地区遭受洪水灾害，黄土高原上的这些盆地就成为遭受洪灾的先民迁徙的首选之地，如临汾盆地和侯马盆地的二级阶地分布着众多龙山文化遗址。这些龙山文化遗址，可能就是黄河下游地区遭受洪灾的龙山文化人群迁徙至此形成的。陶寺遗址就是尧的族群从黄河下游的菏泽地区迁徙而来形成的。

    黄土高原还有面积广大而平坦的塬。著名的有位于甘肃平凉和庆阳地区的董志塬，有“八百里秦川不如董志塬边”之说，此外还有洛川塬等。这几个塬面积很大，纵横数十里，深厚的黄土层非常有利于农业生产。5000多年前的庆阳南佐遗址，就位于董志塬上。

    黄土高原还有地形相对破碎的墚峁区。此类地貌主要分布在陕北。在多雨的全新世温暖时期，黄河下游容易遭受暴雨洪水，墚峁地貌区由于排水良好而成为先民躲避洪水威胁的地方。因此，陕北的黄土墚峁地区分布着许多仰韶文化遗址，还有时代更晚的神木石峁遗址。可见黄土高原，包括墚峁地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我国还有面积广大的低山丘陵。在低山丘陵区，河谷中有溪流，河谷两旁阶地和缓缓山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理想之地。6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就兴起于内蒙古赤峰市和辽宁朝阳市接壤地区的低山丘陵。川东地区的低山丘陵，曾经是巴人和巴文化的发祥地。

    中华大地的诸多地貌类型，为中华先民的生存和繁育发展提供良好条件，为进入文明社会进行了必要准备和文明要素的积蓄。

    气候变化促进民族与文化融合

    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社会多方面都有影响。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很弱，一旦气候发生大的变化、影响生存，迁徙到一个更适合生存的地方，就成为古人的最好选择。4000多年前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与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

    山西省临汾市陶寺遗址所反映的是4000多年前气候变化导致不同文化融合的事例。

    苏秉琦指出，陶寺遗址一方面融入了河套地区的文化因素：“陶寺圆底腹斝到三袋足捏合而成的鬲的序列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河套东北角（河曲）与河北西北部出土的尖圆底腹斝。”（“陶寺圆底腹斝到三袋足捏合而成的鬲的序列的原型”即后来考古学家田广金所论定的“老虎山文化”的陶器发展序列）又指出，陶寺遗址融入了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因素，其“特点是大墓有成套礼器与成套乐器殉葬，其主要文化因素如彩绘纹、三足器与燕山以北和河曲地带有关，也有大汶口文化的背壶、良渚文化的刀俎，是多种文化融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苏秉琦还作过一首七言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诗中“华山玫瑰”是指位于三门峡市陕州区的庙底沟遗址出土的花瓣纹陶器；“燕山龙”是指在内蒙古赤峰市发现的红山文化玉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是指老虎山文化的陶器；“汾河湾旁磬和鼓”是指陶寺遗址出土的礼乐器石磬和鼍鼓。该诗高度概括了作为晋文化渊源的陶寺文化是由诸多文化融合发展而来。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考古文化在陶寺遗址融合？

    陶寺遗址已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尧的政治中心，陶寺遗址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其实，尧的都邑最初不是在陶寺遗址，而是在鲁西菏泽地区的陶丘。鲁西地区是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陶寺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因素应该是随着尧的都邑迁移而带来的。据《尚书·尧典》记载，尧的时期发生了特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而鲁西的菏泽地区是一片平原，遭此特大洪水，尧和他的部族不得不离开这里，选择更好的生存地方。陶寺遗址在汾河东侧高高的略有倾斜的台地上，排水条件良好，而且有厚层黄土，适宜农作。那时，这里气候温暖，有茂密的竹林和高大乔木，自然环境比尧的部族原先居住的鲁西地区优越。尧和他的部族将原来在黄河下游继承了大汶口文化的龙山文化带到这里。陶寺遗址还融合了来自北方的老虎山文化和来自华山附近地区的庙底沟文化以及来自东南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使这里成为华夏的政治中心，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

    老虎山文化是田广金命名的。他曾主持老虎山遗址考古发掘，将以老虎山遗址为中心的周围与之时代相当的遗址称为老虎山文化。据田广金研究，老虎山遗址的时代约为距今4800年至4300年前，该遗址大致于4300年前突然废弃。遗址废弃后，其一部分居民向西南迁徙到今天鄂尔多斯市，发展为朱开沟文化，还有一部分居民向南迁徙，融入陶寺遗址。关于老虎山文化融入陶寺遗址的情况，田广金从老虎山文化陶器器型的发展和陶寺遗址陶器器型的关系作了阐述。他指出，老虎山文化的斝式鬲到鬲的发展序列，以及老虎山文化的鬲向南传至晋南的陶寺遗址，形成了以太行山为界线的面向内陆的鬲文化区，以后，鬲形器又成为夏、商、周文明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良渚文化是位于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文化，学者们对其时代有不同认识，较多学者认为是在距今5300年至4000年之间。良渚文化有城、大墓，有精美的玉器，有水利系统，有以大城为中心的聚落体系，被认为已进入国家，但是在4000多年前突然消失，应是受到不可抗拒的重大自然变化所致。良渚文化消失，这里的人群去了哪里呢？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被认为是良渚文化具有代表性玉器的玉琮，表明良渚文化有部分人群沿着长江向西迁徙到巴蜀地区，也有一部分人群向北迁徙，如苏秉琦所认为的融入陶寺遗址中。

    大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有一次突发性降温事件，对中华先民的生存发展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大洪水导致尧和他的族群迁徙，老虎山遗址的废弃以及良渚文化的消失，这些考古文化的重大变化和距今4000年前的气候变化在时间上大致吻合，可见气候变化导致人群的迁徙和文化的融合，并促进陶寺遗址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中国历史上另一次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民族大迁徙和人口大流动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经历三国和晋代，直到南北朝末期，其时间大致为从公元210年至公元560年。这是我国历史上持续时间较长的一个冷期。《晋书》卷二十九《五行志下》中多次记录在不该出现下雪和陨霜的季节发生下雪和陨霜的极端寒冷事件。这一时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多批次迁徙到中原地区，他们后来都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在南北朝时期，另一类人口大流动则是北方黄河流域的大量人口向南迁徙，他们和后来唐代以及宋代从北向南迁徙的中原人口形成今天分布在江西赣州、福建西南部和广东梅州诸地的客家人，成为中华民族极具特色的群体。

    总之，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气候变化导致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对中华民族的孕育发展和中华文化的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光明日报》1.11王守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