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
生命中的所有,总会被时代暗暗标上价格。
从前,鞭炮、烟花,在我心目中是很昂贵的存在,哪怕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在1980年代,小孩有一挂鞭炮那是极“富有”的表现。
那时鞭炮一般是100响的,这100响也不舍得在大年三十晚上一下子全部放掉,孩子总要从一整串的鞭炮上拆下来一些,零星地放掉,于是,拆鞭炮成为那时孩子们的传统技能。
那时就算引线拆断了,炮仗也是舍不得扔掉的,要把那颗没有引线的炮仗一掰为二,在上面架一颗新的炮仗,就形成了一个钢炮,连吱火带爆炸,快乐翻倍。
那时候,在腊月的西北风当中,孩子流着两行鼻涕,呼朋引伴,各拿着一包鞭炮,里弄里时不时地放出一两声爆炸声。鞭炮因为珍惜,就成了某种奢侈品,特别是男孩之间的高效等价物,你请我吃一个梅子,我请你放一颗鞭炮;你让我今天抄了作业,我让你放一颗鞭炮。
在后来几年,鞭炮烟火变得不那么稀罕,从原来的100响升级成了1000响、5000响、1万响,随着“军火”的升级,鞭炮的威力也越来越大,不再是之前孩子手中零星的一次响声,到1990年代之后,鞭炮变得越来越响,大年三十晚上过了11点,春节联欢晚会便再也听不清楚台词了。
越来越响的鞭炮也渐渐变成了社会问题,一个是严重的噪音污染,一个是消防隐患。1988年底,上海第一次作出决定,严禁在中山环路内释放烟花爆竹。短缺时代里的快乐是真快乐,因为彼时不快乐的时候很多,所以,才反衬出快乐。
现在,总有人怀念当年过年时这样东西好,那样东西好,而我依然怀念那个手指头冻得通红、两行鼻涕,在北风当中点鞭炮的日子。
(澎湃新闻 20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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