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设计的封面与刊头

    林徽因是诗人，是建筑设计师，是中国建筑史学家，是中国古建筑调查考证保护的先驱，是景泰蓝工艺再生的推动者，是新中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花饰的主要设计者。大家很少知道的是，她还曾设计过话剧舞台和报刊书籍的刊头封面。

    《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封面

    林徽因最早设计的刊头是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的封面。远处一轮朝阳正从树林后升起，并将树木投影于波光粼粼的湖面，近处一座巍峨高峻的钟楼在苍松中矗立，楼顶层悬挂着一口刻着夔龙纹的古钟，在悠扬钟声中，一对和平鸽舒展着翅膀向我们飞来。对这个封面所包含的寓意，编者在编后语《感谢》中说：“全部图案可以代表四个要素：一、正义；二、光明；三、平和；四、永久。”

    林徽因此图的署名为“尺棰”。在此期增刊中，她还以其笔名发表了篇翻译自王尔德的散文诗《夜莺与玫瑰》。为此，编者特向她表示感谢：“尺棰女士是闺秀笃学家，美术、文学的造诣很深，封面图案和《夜莺与玫瑰》一篇译作，虽不能代表女士的全部的学识，也可以看出女士的天才几分。我们对于女士援助的厚意，不能不特别表示感谢。”

    林徽因仅用过这一个笔名（其他所谓笔名都是从名中取出，或用两个字或用一个字，从一定程度上讲，仍可算是一个名）。此名取自《庄子·天下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此时林徽因才19岁，一开始发表作品，用此笔名，应该暗含着她永不停歇、积极探索的心志。

    1920年，林徽因跟随前往欧洲考察的父亲林长民来到英国，租居伦敦阿门27号，房东是一女建筑师。父亲常常将其一个人留在家中，在她和房东的交往中，她了解到建筑的价值与美，开始立志献身建筑事业。此封面的主体画面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钟楼，应该是这种志向的真实体现。

    此封面构图上虚下实，从左至右，采用台阶状层层下跌的形式，大有黄金分割率的完美；图中元素动静适宜，朝阳似静实动，加上自由飞翔的白鸽，加上我们想像中的缭绕钟声，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有一个光明和平美好的未来；图中事物描绘繁简恰当，朝阳白鸽树木采用简笔或图案化，钟楼描绘精细，用笔精准，你看那垂脊的小兽和大钟上的花纹，拱门上的砖饰和椽头间的布置，既看出界画的影响，又具有较强写实意味。这强烈表现出了林徽因对建筑的倾心、超人的美术天赋和扎实的绘图基本功。

    《大公报》副刊“小公园”刊头

    1935年7月31日，林徽因、梁思成二人替天津《大公报》副刊“小公园”绘制的刊头开始使用。

    这是萧乾先生约林徽因设计的。萧乾先生曾回忆，1933年11月初，他的《蚕》在《大公报》发表后，很快接到沈从文先生的信，说林徽因读了此文，对此文和作者的写作态度很喜欢，要沈从文带萧乾去她家，“能见到当感到畅快”。11月4日，萧乾在沈从文带领下，第一次去林家，“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林徽因的鼓励，“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窗子内外忆徽因》）1935年夏天，萧乾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接替杨振声、沈从文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将之定名“文艺”。配合此，也是出于对林徽因的感激，于是约请林徽因帮他新设计一幅刊头画。

    刊头画寄给萧乾时，她附了一封信，对如此设计作了简短说明，“现在图案是画好了，十之七八是思成的手笔，在选材及布局上，我们轮流草稿讨论。说来惭愧，小小一张东西我们竟然做了三天才算成功。好在趣味还好，并且是汉刻，纯粹中国创造艺术的最高造诣，用来对于创作前途有点吉利”。这个图案是什么样呢？

    一棵繁茂的大树是它的背景。并将前景划分稍显整一的阁楼加以贯穿且使之充满生机。阁楼下一热闹非凡的湖面，鱼跃鸟游，一条小船，后面一船夫在划桨，前面一个正匍伏船头收网。岸边台阶上到阁楼，阁楼加顶共三层，下面两层均有护栏，也均有人在观赏湖面，底层侧面一人是不是为了逗喂鱼鸟还在向湖面撒着什么；二三两层阁檐短直，且有粗大斗栱支撑，阁顶装饰着一只巨大的展翅欲飞的凤凰——真是一派熙和小公园景象。

    整个构图是一分层的纵切面，有一种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感觉，是典型的汉砖雕刻的方式。梁思成先生在描述汉代建筑时说，阶基为中国建筑三大部分之一，汉代“重轩三阶”，“画像石与明器中之楼阁，均多有栏杆，多设于平坐之上”，“栏杆样式以矮柱及横木构成者最普遍”，“明器中有斗栱者甚多，每自墙壁出栱或梁以挑承栌斗”。（《中国建筑史》，梁思成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和梁林二人同时来到营造学社、且和二人一道密切配合进行大量勘测的刘敦桢先生也说，“汉阙与绝大多数明器、画像石所表示的屋面与檐口都是平直的”，“并在脊上用凤凰及其他动物做装饰，这是汉朝建筑和后代建筑在形象方面一个重要的差别”。（《中国古代建筑史》，刘敦桢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6月版）看其设计中建筑营造的样式，岂不正是如此规制。其顶上的凤凰，如果同卜千秋墓壁画、马王堆帛画那只凤凰相比，深具汉砖和汉代帛画上描绘的神韵；不重细节描绘而有些符号化，其线条似乎显得粗笨，相反加强着一种稚气乐观天真，这也是汉代艺术的风采。用李泽厚先生评价汉砖雕刻的话来说，“汉代造型艺术应从这个角度去欣赏”，“汉代文艺尽管粗重拙笨，然而却如此之心胸开阔，气派沉雄”，“它不华丽却单纯，它无细部却洗炼”，显得开放而不封闭，“它由于以简化的轮廓为形象，就使粗犷的气势不受束缚而更带有非写实的浪漫风味”。（《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3月版）

    林徽因把汉刻作为“纯粹中国创造艺术的最高造诣”，抗战期间她在李庄开始研究汉代历史，甚至入迷到代入日常交谈，还要写汉武帝传，这固然是因为寄托着希望祖国战胜日寇入侵的心志，对汉刻的赞赏恐怕是一决然的引子与因子；穿越时空，到了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须弥座花环与花圈时，当看到学生们帮助其勾出的草图采用的是康乾时期时的线条时，她坚决地说：“你这草图怎么行？你怎么能用康乾线条，你要去找汉朝的线条。你就去霍去病的墓前找汉朝时期的线条。”因为这话，著名散文家梁衡后来特地跑到霍去病墓前看那些线条，他写道：“线条拙朴、雄浑、苍凉，虽时隔两千年，仍然传递着那个时代的辉煌、开放、不拘一格与国家的强盛。”这不能不归于梁林在古建调查测绘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如此这般对汉刻的熟悉喜爱与认知。所以卞之琳后来回忆林徽因时说，从她汉刻的封面设计不由得会“欣然想起了1949年她参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还有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饰纹与花圈浮雕图案的设计）”，这事实本身就具有“很多意义”。（《窗子内外忆徽因》）

    《文学杂志》创刊号封面

    1937年5月1日，京派重要刊物《文学杂志》创刊，朱光潜先生担任主编，林徽因列为编委，并为此刊设计了封面。

    杂志一出世，立即成为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而封面也受到了好评。刊名用的是宋体，四周用绛色绘一粗一细两条单色线框，中有大量的留白，仅在正中用二十分之一页面绘了一小幅图案，蓝、绛两色的两条小鱼一稍长一稍胖，均头朝上，双龙戏珠般抱着一支黑色下垂的墨笔，绛色同边框相应，蓝色同刊名下的蓝色装饰线和蓝色刊期相应，整个给人一种简洁大方，清新雅致、爽朗活泼的感觉。胡不归很快在《是非公论》上评论道：“宣传许久的《文学杂志》，创刊号于五月一日问世了，它的封面没有鲜艳的颜色，或刺目的花纹，只是几根大方而雅致的线条与宋体字，和内容一样，它代表着保守、认真、中庸、踏实的特色，我们看厌了那些用花花绿绿的封面来吸引读者的文艺刊物，一旦看到这清新而大方的封面，忍不住要说一句：‘谢谢天，世上居然也还有不肯乱跟着别人学时髦的编辑者。’”（《朱光潜年谱长编》）

    有人说这两条小鱼用的是《庄子》“秋水”的典，林徽因以此喻文学创作要表达真实的感受，不仅自己知道创作的感受，还要传达给别人，让别人也能感受到。（《林徽音先生年谱》，曹汛著，文津出版社2022年7月版）从她推崇萧乾的创作和对萧乾说的话看，这个推论有道理。但我们看朱光潜先生的发刊词和当时京派文化圈的创作主张，两条不同颜色的小鱼抱着一支笔，是不是比喻着在创作的广阔天地里，不能只准或只能“走一条路”呢？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封面

    1940年底，营造学社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起来到宜宾李庄。虽然此时营造学社失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时时陷入困顿，梁思成不得不拖着残躯常常前往重庆寻求帮助，但生活毕竟相对稳定安全下来了。他开始试图把自己“和营造学社其他成员过去十二年中搜集到的材料系统化”，即撰写《中国建筑史》。因为过去9年，营造学社每年两次派出调查小组，遍访各地以搜求古建筑遗构，每次二到三个月不等，最终目标，就是为编写一部中国建筑史。迄今已踏勘了十五个省二百余县，考察过建筑物已逾两千，完全具备了实证基础和历史脉络。

    1923年5月7日的车祸让梁思成的腿和腰受到重创，并留下了后遗症。长时间野外勘测，抗战期间长途转移奔波，生活的艰辛，使得后遗症日益加重，特别是他的腰和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得他直不腰抬不起头。人也瘦到了只有47公斤。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了艰难的写作，并且每天工作到深夜，有时还不得不熬个通宵。没有电灯，傍晚五点半便点起了那盏菜籽油灯。为了减轻背脊的重负，他身穿马甲（“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钢铁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耗损”——林徽因对其马甲支架的形容），下巴支在一个花瓶上，为的是伏案作文绘图时，利用花瓶这一支点，承受头部的重量，画图时还得随着图画的方位调整而不断调节花瓶的位置。

    1942年11月14日，老朋友费正清来看望他们。回去后记道，其艰难难以想像，为了写此书，应该是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那样的高贵和斯文”。（《林徽因与梁思成》，费慰梅著，成寒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12月版）林徽因在北平沦陷出走时，肺病即已复发，走到晃县就很严重了。昆明的生活曾使她病情一度平稳，但从昆明到李庄的长途劳顿，再加此地处于长江岸边，气候潮湿，到达李庄不久，病情再度爆发，而且十分危险，尽管如此，只要病情稍一减轻，在处理完家里日常杂事和营造学社有关事务后，积极乐观的她便伴随着梁思成一同进行书稿的写作。梁思成后来说，“在编写的过程中，林徽因、莫宗江、卢绳三位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内子林徽因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材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中国建筑史》）。

    1943年，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完稿，一开始定名为《中国艺术史建筑篇》。从现存原稿来看，此书稿完成后，林徽因还抄录了五页目录和七页插图目录，还替封面书名作者题签。费正清曾说他们是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费的话虽说有些绝对，但纸张紧缺，却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有，也是当地造的土纸，粗劣得很。全书稿就是用这样的纸张写就的，封面也用的是浅灰稍微厚一点的土纸。林徽因的题签并不是简单地写了书名，不仅写得精心，而且版式格式都做了些设计和装饰，因此也应算作她的一个封面设计。

    靠右，竖排，字后再加一深灰色条，配上汉隶字体，简直就是一出土的汉代竹简。作者名在下，靠右，稍小。书名有较强的装饰味艺术味，舒畅大方，作者名则显得庄重坚挺，但它们都注重波磔的运用，仍是汉刻线条的再现。特别是书名“筑”“篇”二字的“竹”字头，林徽因做了特别描画，是不是很像古建筑吻脊的反卷的龙尾？深得汉文化精髓的林徽因，将汉刻和汉建的神韵叠加到一起，投射到了夫妇二人伟大文化结晶的题签上；既然全书是中国建筑史，这样题签，自然更是对全书生命精神的浓缩。

    纵观林徽因封面和刊头的设计，既能简约大方，也能繁密布置，但不管哪种方式，她都是慎重的精心的，都能从书刊内容出发，体现内容光华，让读者有一种眼睛一亮的感觉。细加分析，对报纸副刊，她重繁，意在告诉读者这是一个百花园，对书籍，她重简，意在给读者一种清新脱俗和高贵典雅的气质。从图案的角度来看，她注重汉代艺术风貌的运用，实际上就是注重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更注重民族精神的张扬，体现出她不凡的品位。

    （《中华读书报》2022.12.8 李传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