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董边阿姨在干校的日子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我跟着妈妈和董边阿姨一起喂猪，那时的我十来岁，少不更事，只知道她是一个大“黑帮分子”，对她爱答不理的。后来才知道，她的命运十分坎坷。妈妈后来告诉我，我们两家曾是邻居。董边阿姨和田家英都曾经是她的直接领导，董边阿姨创办了《中国妇女》杂志，是杂志社社长；田家英从1948年起就曾给给毛泽东当过秘书。

    妈妈说，1965年她进中南海工作后，去过田家英在中南海的家——永福堂。有一年“三八”妇女节，电视台要采访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妈妈替她写好发言稿后，蔡畅让妈妈拿给田家英去修改。田家英修改完发言稿，妈妈又抄了一遍。后来，还有几次蔡畅的发言稿，都是妈妈起草后，交由田家英审阅、修改的。

    不喊她阿姨

    刚刚到猪场时，我竟没认出来董边阿姨，还以为她是当地的村民。猪场是全干校活儿最脏最累的地方，妈妈去之前，只有董边阿姨一个人。从长相到穿戴，她那样子赛过老农。皮肤黝黑、粗糙，五官紧凑，嘴往上撅着，身材短粗，梳着典型的“农妇头”，就是电影中李双双那种短发。她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我没见过农村人戴眼镜的，而且镜片像瓶子底一样厚。

    猪场位于营房前开阔农田的一隅，紧挨着菜地，一排低矮脏臭的猪圈，里面养了十几头黑猪。黑猪们就在烂泥地里乱走，吃了睡睡了吃。有一间小房，是饲养员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一口大锅灶、一张破三屉桌以外，大半个屋子堆满猪饲料，四壁黑乎乎的。平时经过那儿，我都直捂鼻子，但自从妈妈去以后，我天天下午放学便从学校直奔猪场。

    我对长得黑黢黢、土得掉渣的“老农妇”董边阿姨没有好感，大概是她先入为主的“大黑帮”身份，还有她的形象也不佳，老穿一件油乎乎的黑工作服，看着就像坏分子，刚去猪场时我还有点儿怕她。

    她管妈妈叫小吕，只让妈妈负责挑猪食、喂猪，她自己切煮晾晒猪食、起猪圈，连接生小猪、骟猪之类都会干。妈妈说，董边阿姨是工农干部，经历过革命战争，很会劳动。全国妇联里的许多人都是来自于工农，知识分子干部占少数。从农村来的妇女干部，朴实忠诚，不怕吃苦。她们在机关里也不讲究穿戴，生活朴素，勤恳工作。

    被打入“冷宫”的董边阿姨对妈妈和我的到来表现得很高兴，总算有能说话的人了。我下学一到猪场，她就叫我，还喜欢摸摸我的头，我却“哼哼哈哈”地对她爱答不理，心里暗想：妈妈虽犯了错误，但和她性质不同，是人民内部矛盾，她是阶级敌人，低一等。我不喊她阿姨，把她当成空气，还嫌她身上有味儿。一次我跟她恶搞，把她的臭工作服卷成一卷藏在猪草堆里。可她很“木”，不在乎我的态度。

    阿姨教我挑扁担

    我帮妈妈喂猪，因为劲儿小，挑不动两桶死沉的猪食。开始时，等妈妈把猪食挑到猪圈边上，我帮她倒进猪槽子里。一次，我没拿稳铁桶，把一桶稀糊糊的猪食全浇在一只老母猪头上。它正站在猪食槽子边等着吃食，突然又黏又热又稠的猪食糊满它的眼睛鼻子耳朵，它一下子被惹恼了，使劲猛摇头，大耳朵扑棱扑棱飞舞，头上的猪食全溅到我的身上脸上。

    妈妈和董边阿姨在一边哈哈大笑。董边阿姨见我一副狼狈相，对着发怒的老母猪束手无策，赶紧打来一桶清水收拾残局。她和妈妈一起帮我擦洗干净，又站进猪圈里，把那只母猪也冲洗干净。

    董边阿姨是好脾气，做事有耐心。她教我挑扁担，小学课本学过《朱德的扁担》，我对扁担感兴趣。开始扁担在我肩膀上呆不住，因为我不会用劲，站起身来水桶纹丝不动。董边阿姨教我，扁担要斜着放在肩上，一只破手套叠好垫在肩上，先用空水桶练，等能挑起来走稳路了，再往桶里面加半桶猪食。慢慢地，我能挑起小半桶猪食了。

    董边阿姨的手也很巧，会用秫秸秆、玉米叶编东西，盖帘啊，笸箩啊，笤帚啊。她教我编了一个圆圆的草团，给我当小板凳坐。

    猪场每个圈里的猪都认识董边阿姨，只要她从猪圈旁边走过，或是进到圈里起圈、喂食，猪儿们都围着她转。有一次母猪生小猪，她出出进进猪圈，还找来两扇废门板子立在猪窝里，为快要生产的老母猪遮风挡雨，像搭了一间产房。老母猪生孩子时不愿让人看，我们就躲在门板后面往里瞧。太稀奇了，一只母猪生出那么多只猪崽来，又白又小。我们数着数，母猪没完没了地生了九只小猪娃，好不容易生完了，董边阿姨说，好像还有。果然，母猪又生出了一只。

    在董边阿姨的精心饲养下，一窝小猪长得飞快，几天就变个样，乱蹦乱跳，圆圆滚滚的。一转眼，就长成少年猪，与老母猪分圈了。

    年近六旬的董边阿姨干起活来一点儿不比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差。猪场日晒风吹，风霜雨雪，四季劳作，我没见她生过病趴过窝。

    憨厚真切的笑容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全国妇联的“黑帮分子”都平反昭雪了，董边阿姨又当选为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时光流逝，离开干校后，我再也没见过董边阿姨。

    命运多舛的董边阿姨，是1995年去世的。如果没在北师大家里看到她女儿二英的来信，董边这个名字在我记忆的筛眼里可能已经走漏得一干二净。

    2001年8月，妈妈又收到董边阿姨的小女儿二英、大名曾自的两封来信。她在信中告诉妈妈，她和姐姐大英分别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都很好。她随信寄来几张邓颖超在邯郸和外地调查研究的照片，请妈妈帮忙回忆，或提供线索，是在何地，开什么会，见什么人。看来，两个女儿继承了父母业。

    看到二英给妈妈的信，回忆的潮水涌来，我想起猪场那段遥远的日子，想起董边阿姨憨厚、真切的笑容，想起那时她在一边默默地看着我围着妈妈转。我的名字“小颖”和她两个女儿的小名近音，整天听妈妈喊我，她心里该是什么滋味？

    （《北京青年报》2022.12.20 宗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