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在传播中应上升到“语言文明”的高度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明以其独特的方式赓续绵延，与世界其他伟大的文明形成鲜明对照。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性除了地理和政治上的原因，与记录中文书面语的符号汉字的表意性质也紧密相关。汉字记录语言，具有超语言功能，尤其是处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汉字音变后仍可以表达相同的意义。可以说，汉字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凝聚和促进形成共同体的作用。所以，以汉字为书面语载体的中文在传播中应上升到“语言文明”的高度，而语言文明必然置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

    有识之士早就提出文化的传播不能“自以为是”，“他者观照”也不仅仅停留在理念创想阶段，传播者应身体力行，顶层设计的基本理念要从“我认为”过渡到“他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国际交往中，“他者观照”与“自我认同”并不矛盾，在理解他者的过程中，反观自身会加深对自我的理解，在对比中“同”会被放大，“异”则可能被消解或者忽略，由此产生的文化隔阂在文化的张力作用下得到消弭。

    在中国，通常认为语言学科，尤其是“小学”或语文学具有人文属性。基于此，我们在语言传播的过程中，要摒弃固有的学科自囿，关注语言本身的交缘性特征，即工具属性、人文属性、思维属性和科学属性，将其融入全学科领域。在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过程中，语言传播一定是多维度的，既要立足宏观的学科研究，又要进行不同语言的微观对比，在与其他语言的积极互动过程中，传播者与受众可以捕捉到彼此的异同，从而加深彼此的理解。

    语言传播要突破“以教为主”的藩篱。传播者的主动性固然重要，但了解受众的需求为融通提供了可能性，“说教”是一种低层次的传播方式。与受众所用文字具有差异性的汉字可以激发受众的好奇心。和汉字相关的所见、所闻都可以成为吸引受众的载体。

    汉字“周边集群”需要与中华文明相贯穿且同行。想受众之所想的同时要有前瞻性，写有汉字的服饰，以汉字为画的书签，把汉字作为图案的艺术品等，只是吸引受众的浅层注意力。若想引起持续性关注，从而形成进一步了解，甚至学习的驱动力，需要更为系统的汉字“周边集群”方案。

    中华文明绵延久远，语言的发展及其衍生品的开发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镜像产物。语言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发展具有动态性，语言的传播推动文明的进步。研究者应站在人类文明共生共变的视角下看待中文的对外传播过程。

    （京报网11.14 高宁 宋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