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成编时间再探

    《国语》保留了先秦时期的许多重要史料。谭家健《〈国语〉成书时代和作者考辩》一文梳理过各种观点，并得出了以下结论：“其时当在春秋末和战国初。”沈长云则认为“《国语》成书在战国晚期”。本人据以下五条内证和一条外证推测该书成书时间当介于上述二者之间。

    1.《国语》中鲁、晋、楚、吴、越五“语”的记事皆越出了春秋，进入战国已若干年。

    2.《周语下》两次出现“及定王（系贞定王，或曰贞王）”，此公卒于公元前441年。上述二则材料已可证春秋末成书说可商。

    3.《晋语九》中，赵襄子是个重要人物，一般认为其卒于公元前425年，“襄”是其谥号，则《晋语九》的成篇要晚于这个节点，而《国语》之成编则更在《晋语九》撰成之后。

    4.《楚语下》有《鲁阳文子辞惠王所与梁》一篇，楚大夫鲁阳文子以“梁险而在（楚）北境”为由婉拒楚惠王所赐之梁，惠王遂与之梁地南边的鲁阳，地在今河南鲁山一带。这在《楚语》甚至《国语》成编之时应该被视为有远见之举，但在楚肃王七年（前374年），魏伐楚，鲁阳入魏，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之后，该篇自然不可能入选。

    5.《周语中·刘康公论卿佐俭与侈》中，刘康公预测鲁国几个大族的未来走向，断东门不可以事二君，叔孙不可以事三君，同篇叙述中都被精准地应验；又谓“季、孟长处鲁乎”，据此可以推断，《国语》编集之时，季孙氏、孟孙氏两个家族在鲁国仍然有较大影响。可是，到了鲁穆公时期（约前407—约前377），公仪休为相，《史记·循吏列传》指公仪休为鲁高弟（第），《淮南子·道应训》高诱注又以其为“故鲁博士”，《孟子·告子下》并谓“鲁缪（穆）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孔丛子·公仪》亦云：“子思与之（公仪休）友，穆公因子思欲以为相。”《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公仪休相鲁嗜鱼而不受鱼事，凡此，则公仪休活动时间大致可以推定。同期却未见有关季、孟家族的记载，盖已越出了刘康公的预测。由此可推知，《鲁语》作者和《国语》编者皆未及见公仪休为相。

    6.《晋书·束晳传》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汲冢竹书既已明确冠名《国语》，学界也未有人视该《国语》为另一著作者，则在魏襄王（前296年以前在位）、安釐王（前243年以前在位）时，《国语》已然成帙。

    回头再看《国语》编者推崇的霸道思想，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当《国语》编集之时，霸道思想正大行其道。故本人断《国语》的编定时间在战国前期，上限前425年，下限鲁穆公时期公仪休为相之前，取其成数，则当公元前400年左右。

    （《中华读书报》10.19 俞志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