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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文化传统在整体上皆有其自主的知识体系，同时在道德价值判断领域也呈现出某种相似性。其中，最为经典的案例就是，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曾用“中庸”来界定德性。
儒家“中庸”的思想意蕴
《论语》并没有对“中庸”的含义展开系统性的说明，而是提醒人们“中庸”涉及了“性与天道”“过犹不及”“忠恕”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经过长期积淀后，儒家学者才凭借《中庸》向人们阐释了“中庸”的思想意蕴。
首先，《中庸》强调，孔子及先秦儒家所谓的“中庸”肇始于某种特殊的人性理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作为一切生命的源泉，“天”与其所生成的万物之间分享了相同的本质。如果将这一本体论思想落实到人类社会，那么就等于说每个人都从“天”那里获得了“性”或人之为人的本质。因此，遵循“性”或人之为人的本质也就成为“道”，即评价人们情感、行为的根本尺度。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的“道”尽管广大、精微，然而，其实质又与“庸言”“庸行”相融合。
其次，《中庸》并不仅仅满足于解答“性与天道”的难题，而且试图把“中庸”演绎为成就德性的有效方法。一方面，合乎“性与天道”的君子应该懂得“慎独”的重要性：“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另一方面，合乎“性与天道”的君子可以达致“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因此，人们只有借助“慎独”才能处于“中”的状态，也就是以正确的方式运用“性”或人之为人的本质。在此基础上，“和”则是实现“中”的结果，具有契合事物的本性及和谐共生的意思。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
亚里士多德在用“中庸”（mesotês）界定德性的过程中，同样以自己的人性论作为逻辑起点：“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此处的“活动”是指人的天性当中为人所独有的功能，即运用理性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进而推论出了“中庸”的基本形式：“在感情和实践中过度与不及都是错误，适度则是成功并受人称赞。”
“中庸”寻求的适度不仅有别于过度与不及，而且必须限定在人类生活的各种情境之中。当亚里士多德将“中庸”称为“一个极端”之时，他是用与之相对的邪恶情感和行为来说明这一范畴的确切含义的。换句话讲，他不承认在不公正、怯懦或放纵的行为中存在着适度，因此就等于说要以公正、勇敢及节制作为判断“中庸”的依据。
“中庸”不同理解进路的启示
依据余纪元先生的考证，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包含两种意思：一种是介于过与不及的“内在中庸”，另一种是定位于各种情感与行为之中的“外在中庸”。与之相应，《中庸》将孔子分析德性的思想概括成“中—和”结构，而所谓的“中”“和”与亚氏的“内在中庸”“外在中庸”非常相似。从形式上看，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可谓“美美与共”，共同以人性论、避免过度与不足作为界定德性的基本视域，并且确信人的情感和行为能够养成正确、合宜的品质。
然而，就二者所秉承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言，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又彰显出“各美其美”的特点：孔子及先秦儒家崇尚尧、舜的“允执其中”理念，而亚里士多德则延续了古代英雄社会仰慕高超射箭术的风俗；孔子及先秦儒家尤其注重人与外在生存情境的和谐共生，而亚里士多德则更为强调个人自觉运用理性的重要性。
（《社会科学报》10.27 尚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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