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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2年11月09日 星期三

    为了生娃,她们有多拼

    《 文摘报 》( 2022年11月09日   08 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为了成为一名母亲,金子花了26万元。

        这些钱,包括8年来6家医院的辗转治疗、5次移植和4次取卵。她的宝宝,成为我国每年诞生的30万名试管婴儿之一。

        2021年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我国不孕不育家庭占比攀升至18%。这意味着,平均每6对夫妻中,就有一对面临生育问题。

        门 槛

        2018年,28岁的金子备孕4年无果,决定从互联网公司辞职,要一个试管婴儿。

        那些日子里,金子给自己贴了个标签——“试管人”:每天边忙着和老公一起创业,边跑医院,上网做功课、笔记和复盘。一天最多的时候,她要打7针,吃9种药。

        金子等不了。试管婴儿的成功率随女性年龄增长而下降。30岁以下、卵巢功能正常的女性,成功率能达60%,而40岁以上女性成功的概率,则可能跌落到20%。

        “驻扎”医院8年的金子,见证了很多高龄女性生育的艰难。她记得有个44岁的女性,第一个孩子六七岁时因一场医疗事故离开人世,想要二胎,却一直取不到好的卵子。还有一对夫妻人到中年,后悔做丁克,45岁开始要孩子,但促排2次,取到的是空卵。

        近十年来,我国平均生育年龄从26.29岁推迟到29.13岁。此外,工作久坐缺乏锻炼,生活压力大心情郁闷,长期失眠熬夜内分泌紊乱,总吃不健康的外卖,都可能导向孕育的艰难。

        28岁的金子被诊断为卵巢早衰,“卵巢就像45岁的”。老公的精子正常形态率1%,属于严重畸形精子症。他们的自然受孕的概率几乎为零,只能边调整生活习惯,边尝试试管。

        辅助生殖治疗技术费用昂贵,且以自费为主。一个周期至少两三万元起步。几轮拉锯战后,也有花费几十万、上百万元的,有很多患者因为费用问题,放弃了治疗。

        压 力

        结婚以前,张晨没想过怀孕是一件需要努力的事情。28岁,她结了婚。31岁,查出了多囊卵巢综合征,开始频繁往返于妇科和中医科。

        2019年秋天,34岁的张晨体检发现甲状腺有问题,如果切除甲状腺,更加影响怀孕。

        张晨决定冒险赌一把。那时,她对辅助生殖技术不太了解,觉得做试管就是“花钱买捷径,很快就能成功”。

        2020年8月,张晨第一次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探路”。这家成立于2001年的生殖中心,此前只是一个几十平米的试管婴儿室,如今总体规模达7000多平方米。近3年门诊量近180万人次,完成新鲜试管婴儿(IVF)周期5万多个。

        女性的取卵和移植,都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楼的8层。即便在周日,IVF手术家属等待区32个按摩椅也都被占满了。IVF检测分诊处的座椅上,则多数候着女性。

        从初建门诊病历,检查取卵,再到两次移植失败,一年多的时间,张晨攒了厚厚一摞挂号条和收据,检查费、药费、手术费、胚胎冷冻费算下来,大概花了四五万元。试管移植一击即中,只属于少数的幸运者。

        接 力

        在结婚的第12年,35岁的杨晓婉两次试管移植失败后,第一次怀孕了。

        今年2月,杨晓婉建了第一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试管交流群,而后是第二个。现在两个群加起来,有800多个一起在试管路上的同行者。她们在群里交流经验,复盘看诊流程,推荐挂号医生、孕期补剂,分享报告单,打气鼓劲儿。

        杨晓婉的老公,是她的挂号帮手、专车司机和跑前跑后的小助理,负责拿水壶、资料袋和包,取号、取检查报告和取药。他们经常兵分两路,一个去抽血,一个去排队挂号,一个去看医生,一个去取报告。

        在8年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日子,金子和老公一次次地坐在嘈杂的医院走廊等待,领取一大包药回家,在闹铃提醒声中吃药、打针。失败,挣扎着爬起来,重新开始。试管3次失败后,他们郑重谈过:“如果拼尽全力还是不行,就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去周游世界。”

        金子现在还记得去年3月22日那天。拿化验结果的两小时前,她不停咽口水,手一直在抖,越接近时间,心跳得越快。直到老公拿着化验单走过来,告诉她“成功了”。

        金子顿时在大厅里放声大哭,被来来往往的人围观。但她不觉得难为情,“我恨不得他们都来问自己,小姑娘你哭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我成功了!”

        张晨同样等来了暗夜之后的光。她的甲状腺疾病并非癌症。成功怀上宝宝,她把药箱里没用完的试管用药送人了。试管药很贵,一支雪诺酮就要90元。

        焦 虑

        从查出怀孕起,张晨就开始了漫长的焦虑。

        张晨买来近400元的胎心仪。从孕10周开始,她就通过这个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仪器,早晚听一次胎儿的心跳。有胎动后,张晨又以每月400多元的价格租来胎监仪,从曲线中,她可以看出胎动和胎儿心跳是否异常。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就立刻往医院跑。

        张晨建卡的北京天坛医院,看产科约号比较难。于是,孕晚期的张晨平均每周闯急诊一次,搞得医生看到她就头疼:“怎么又是你?你怎么又来了?这么紧张干嘛?”张晨承认自己“玻璃心”,宁可白跑一趟,也比真出问题要好。

        技术,让问题变得可见了。过往,人们只能祈求于神秘仪式和积德行善。如今,孕前、孕中、生产后的检测项目,让监控胎儿与婴儿的缺陷成为可能。

        没看见B超上的胎心、胎芽前,金子几乎被焦虑填满,上网查各种资料,计算宝宝离开她的风险。医生安慰她:“胚胎的生命力非常强,它一定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抓紧你。”

        生命是脆弱的,金子始终相信这一点。她形容,女儿像“从山涧湿漉漉的迷雾中突然洒下的光,真实又奢侈”。每次推着闺女出去玩,金子都要提起“120个心”,从来不在小区楼下停留片刻,怕突如其来的汽车。她也从来不在北京的大风天出门,担心高空坠物。哪怕去郊区,金子都会买公园提供的人身意外保险。

        张晨的预产期在11月13日,她意识到:“天呐,和宝宝见面的日子这么快就要来了。”杨晓婉逐渐适应了“妈妈”的身份,她之前的知识储备都关于试管,怀孕后每天都在“恶补”孕期知识。

        8月16日,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这是国家卫健委首次明确为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破冰”。这为依然奔波在试管路上的人,带去了新的希望。

        (《中国青年报》11.2 王子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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