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抗战早于九一八事变

    鲁迅最早的抗战文章是《藤野先生》。《藤野先生》写于1926年，文中将怀念恩师之情、在日本遭受异族歧视的屈辱感，以及由此激发的强烈的反抗决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鲁迅留日同学沈瓞民的回忆文章《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中提到，1904年，沙皇俄国和日本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在中国东北——我们的土地上发动战争，当时一些中国的留日学生反对俄国，同情日本，甚至当年蔡元培创办的《俄事警闻》袒日抑俄。沈瓞民回国前，鲁迅对他和陈衡恪讲，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而且日本和我国邻近，若沙俄失败，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必然遭受灾殃。鲁迅托沈瓞民向蔡元培转达三点意见：持论不可袒护日本；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要劝国人对国际时事认真研究。沈瓞民回国后，将鲁迅写有这个意见的信转交给蔡元培。《俄事警闻》采纳了鲁迅的意见，持论有所转变。求学时代的鲁迅，就认清了日本和沙俄都是侵略中国的真相，而且认为将来日本的危害更甚。沈瓞民说，当时具有这样的卓见是令人钦佩的。鲁迅的意见引起同学陈衡恪的共鸣，陈衡恪受鲁迅的鼓励，也写了六封信，其中一封给他父亲陈三立先生，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祸心，也由沈瓞民回国分投。

    鲁迅与日本进步的、革命的文化界联系很深，他用一己之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增强了日本国内反战的力量，产生了极大影响，这是从敌国做国际统一战线工作。胡风的《鲁迅先生》一文曾说：当时中国“虽然有成千成万的留学过日本的文化人，其中有成百的是在日本发迹了的学者和作家，但在日本人民和进步文化阶层里面引起了对中国人民的巨大同情的，鲁迅是唯一的一个”。鲁迅用日文在日本发表文章，像《我要骗人》一文就平静地表明中国人不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和信心。当然，他毫不掩饰中国处境艰难，也不回避自己处境的局促和危险，被认为是“代表了在压迫和侵略下面困苦万状的广大中国人民的真正英雄主义的声音”。

    还见到过一个资料，当日本人翻译鲁迅作品集时，曾征求他的意见，他尊重编选者的意愿，只有《藤野先生》这篇他特别提出希望选入。一般认为，这是鲁迅为表达对藤野先生的感激，这当然是重要的一面。但同样重要的是，借此文向日本表达他作为一个弱国子民，在日本求学期间受到日本同学欺凌，给他带来的屈辱感，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反抗之强烈、坚韧与深沉。他希望此文能被日本读者看到，是表达对藤野先生的感怀，也未必不是向日本人宣示中国人奋起的决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9.30 曹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