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党课制度是怎么来的

    按时上好党课与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一道，构成了“三会一课”这项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制度。其中，党课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并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思想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党员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宣传委员一人，其目的就是加强党的教育宣传工作。1923年11月，党的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在教育方法上提出了政治讨论、政治讲演、组织原理讲演、国内劳动运动及各地现实劳动生活讨论等形式。在“政治讲演”之后，还特地附注一句话：“除现时政治问题外，最好每组以党纲草案为根据逐段讨论研究——此于新加入之同志有大益处。”可以说，此时的讲演已经具有讲党课的功能。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支部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征收和教育新党员，散布党的出版品，在党员及无党工农中进行文化的和政治教育的工作”。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上政治课。

    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红军以农民为主要成分，并长期处于农村分散游击环境，必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1929年12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他还详细说明了怎样给士兵上政治课，怎样做青年士兵、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根据这个决议精神，上党课的制度在党内和军内初步形成。为了用好上党课的方法，加强党内教育工作，我们党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各项工作机制。

    制定制度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抓落实。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和党中央一些负责人以身作则，带头讲党课，为全党作出了表率。比如，毛泽东在延安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学校上课，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方面。他特别重视讲解战略问题，强调“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党课制度，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1950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巩固与发展党的报告，就加强党的教育提出，要“以集训、夜校、党课等方式对所有党员进行普遍的训练，训练主要内容为党的基本知识、时事教育及当前工作中的各种政策、群众路线等。市委干训班训练大工厂、学校、机关支部委员和各级党委的组织干事，以培养整顿支部的骨干。这是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和提高党员水平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中央有关文件对上党课提出明确要求，推动党课制度进一步发展。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执行“三会一课”制度，是切实践行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也是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的缩影。

    回顾党课制度的由来，有两点感受很深。一是它来之不易，是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中形成和发展的，绝不能丢掉。二是它行之有效，有利于党员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

    （《学习时报》10.3 毛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