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京“便门儿”

    北京人说话爱加儿化音，但什么地方可以儿化，什么地方不可以儿化，有一定的使用规律，不能随意滥用。就拿北京城“内九外七”的城门来说，只有说“东便门儿、西便门儿和广渠门儿”时可以加儿化音，其余的城门都不能加。这是因为北京的儿化音常用来表示“小”或“巧”，与高大巍峨的内城城门比起来，东便门、西便门都是在城墙拐弯处开的小门，所以名字被人们加上儿化音。

    偏居外城东北隅和西北隅的东便门、西便门，起初是两个临时的城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由于蒙古骑兵屡屡南侵，明朝政府为了加强防卫决定在内城四周修筑外城。后来因为财力不济，外城工程只修了环抱南郊的一段城墙就草草收尾，形成“凸”字形格局，设永定门等五门。为了方便百姓出入，又在外城东北、西北两隅与内城连接的附近，设置了两个临时城门——东便门和西便门。据《说文解字》记载：“便，安也”，“便门”有期盼安宁之意。嘉靖皇帝原本打算等将来财力充裕、再建外城二期工程的时候，将这两座城门拆掉。可不成想，这一愿望后来并没有实现。

    北京外城的城门比内城城门要小得多。东便门与西便门是东西遥望的“姊妹门”，城楼、瓮城和箭楼的形制基本一样且都比较简陋，甚至有些不起眼。瑞典学者喜龙仁认为将这两座城门楼“称之为城楼有些名不副实”，它们不过是一座围墙抹了灰、四面有门的长方形屋子，既无窗，也无廊。他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写道：“从近处看东便门城门楼，仿佛是陷在城台之中，而不是耸立其上；部分掩在垛口之后，翘曲的大屋顶向外挑出，显示着它的存在。”

    东便门和西便门虽然不高大巍峨，但其趣味和价值并不因此衰减。

    旧时，东便门外是风景秀丽的通惠河，两岸垂柳成行，楼台水榭林立，买卖商家毗邻，是京城消夏、游玩的胜地。东便门外通惠河上，有一座集桥梁、桥闸和桥码头于一体的建筑——大通桥。它是通惠河上五个闸口的头道闸，也是京城重要桥梁之一。明代漕运的船不能驶入北京城内，大通桥由此成为通惠河漕运的终点，南北船舶往来，热闹非凡。漕粮在搬运过程中难免漏洒，洒出来的粮食就成了鸭子的口粮。久而久之，大通桥边的鸭子便成一景。老北京俗语曰：“大通桥的鸭子——各分各帮。”

    距离东便门不远处，有京城著名道观——蟠桃宫。明清以来，每年农历三月这里都有庙会，老北京人称之为“蟠桃盛会”或“娘娘宫庙会”。庙会开始之前，东便门大通桥会开闸蓄水，使得崇文门至东便门之间可以行船。阳春三月，游人坐着摆渡船从崇文门北岸码头一直到蟠桃宫附近的南岸来赶庙会。庙会期间，蟠桃宫里人山人海，香火极旺。正如《都门杂咏》中说的那样：“三月初三春正长，蟠桃宫里看烧香，沿河一带风微起，十丈红尘匝地飏。”

    西便门附近也是水草丰茂之地。据说，旧时在西便门外护城河左岸的草地上，散落着数十块白石，远远望去，就好像绿草中有一群埋头食草的白羊，这便是“西便白羊”一景。还有一说是，北京人喜食羊肉，羊店、羊肉铺、羊肉馆等应运而生。羊店有羊圈，存放活羊以备交易。西便门外适宜放牧，的确是羊群出没之地。究竟是否果真有其事，如今已无从考证。

    上世纪50年代，东便门、西便门因城市建设相继被拆除，在北京只留下了地名。

    （《北京日报》9.6 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