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既然叫“经”,则我们对它有更多的文化期待,亦属顺理成章,可现代诗学并不能满足我们这个愿望。事实上,《诗》在历史上是以“经”的形式而非以“诗”的形式发挥作用的,《诗》首先是“经”,其次才是诗。
作为“经”和作为诗区别甚大。“经”是维系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及其发展脉络的基本文献。《诗经》作为经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教化、培养人的温柔敦厚的中正性情,这叫“诗教”。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谓是对《诗》作为经的作用的最早最精练的说明。
从“经”的角度看,通常被视为修辞手法的赋、比、兴,其实是反映人的存在方式的手法。《行苇》开头“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四句,若只作修辞上的兴看,便索然无味;若作“经”看,则韵味浓郁。兴类似电影中由远渐近、渐近,然后出现人的镜头的表现方式。通过自然场景引出人,透露出人存在于自然,与自然具有关联的内涵。《毛诗》即认为,此段表达了“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的道德。郑玄提出:“仁,爱人以及物。”贾公彦解释道:“云‘仁,爱人以及物’者,仁者内善于心,外及于物,谓若《行苇》诗美成王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是爱人及于苇,苇即物也。”孔颖达说:“作《行苇》诗者,言忠诚而笃厚也。言周家积世能为忠诚笃厚之行,其仁恩及于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爱惜,况在于人,爱之必甚。”古人把《诗》作为经,引申出“仁,爱人以及物”的哲学命题,把仁者“爱人”推进到了爱自然,这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
(光明网 9.24 乔清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