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因为各种原因改姓的情况很多。
避祸改姓
提及避祸改姓,多少带有一些传奇色彩。三国时期曹魏大将张辽的家族就是避祸改姓。张辽,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州)人,《三国志·张辽传》中提及:“本聂壹之后,以避怨变姓。”聂壹这个名字虽然在历史上不显,却是赫赫有名的马邑之谋的发动者。
在马邑之谋中,聂壹以自身为饵,向匈奴单于诈降,以一名罪犯的首级谎称为马邑官员的头颅,引诱匈奴大军深入,尽管最后功败垂成,但聂壹的所作所为绝对把匈奴人得罪得不轻。
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聂壹的结局,但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匈奴人很可能是聂氏最大的仇家,从聂壹这一代开始,他们就改姓为张。
在兵荒马乱的明末,明宗室子弟改姓的数量应该不在少数。从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到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的数十年里,经过农民军、清军的大举捕杀,朱氏一脉的近支宗室几乎绝嗣,即使有侥幸逃逸的近支子弟,也只能改名易姓。
避讳改姓
中国古代社会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古代因为避讳而改姓的人不在少数。南宋史学家郑樵的著作《通志·氏族略》中对这个现象也多有记录:席氏原姓籍,秦末为避楚霸王项籍之名而改姓席;严氏原姓庄,为避东汉明帝刘庄之名而改严;帅氏原姓师,为避晋景帝司马师之名而改帅。
除了为避尊者讳改姓,改字、改名的更是多如牛毛,这其中有迫于无奈的原因,也有讨好的意味在。
这种因避讳而改姓的现象贯穿整个封建时期,也成为中国姓氏分化的一大重要因素。
汉化改姓
韩愈曾在《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自古以来,中原文明视文化认同更重于血统认同,两汉时期,匈奴、羌诸族仰慕中原先进文明,从汉魏年间开始,纷纷将姓氏改为汉姓。
前赵皇帝刘渊是冒顿单于的后裔,他出生于山西,自幼高度汉化,在洛阳为质期间曾受司马炎召见。而刘渊家族因为曾与汉朝联姻而以汉朝国姓刘为姓,当时的匈奴高层也是首推刘氏。
到了北魏孝文帝期间,这种改用汉姓的浪潮被孝文帝元宏的改革政策推向了顶峰。元宏汉化改革手段相当坚决,从文化、经济、政策上合力进行。
《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孝文帝元宏言:“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
除了禁绝鲜卑话,元宏还在政策上强制各个鲜卑姓改为汉姓,自此以后,除了据守六镇的“鲜卑穷亲戚”,中原鲜卑贵族在数十年内急速汉化,改用汉姓成了中原鲜卑人的主流。
赐姓
赐姓是古代皇帝常用来笼络臣子的手段。赐姓在古代对受赐的臣子来说是莫大的荣耀。隋代名将杨义臣(尉迟义臣)、唐初名臣李责力(徐世责力)和民族英雄朱成功(郑森)等都属于被赐国姓。
而国姓除了被赏赐于有功之臣,还被用于赏赐少数民族将领或者少数民族首领。唐武宗之时,黠戛斯可汗阿热自称李陵后人。唐武宗为了交好黠戛斯,将黠戛斯可汗以李阿热之名录入李唐宗谱,黠戛斯可汗自此成为名正言顺的李唐宗室。
这种赐姓在中晚唐相当常见,党项领袖拓跋思恭因为与黄巢交战有功被赐姓。这种赐姓加强了少数民族对于中央的归属感。
总之,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姓氏的传承并不只是简单的血脉传承,也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断分化和统一,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百家姓氏。
(《中国是从哪里来的·历史文化篇》 湘桥蓬蒿人/文 岳麓书社202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