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被听见”的老人们

    丁建云无法不关注门外等候的那位老人：他正来回踱着碎步，看起来焦躁不安，不时向门里张望。终于轮到他了。他进门、坐下、松了口气，然后一把小刀被掷在桌上。动作很轻很快，像是演练过无数遍。

    之后的几秒，丁建云的大脑是空白的。当她逐渐回过神，听见他说了一句：“我不想活了。”这时丁建云才发现，眼前的老人挂着一张胸牌，上面写着他的姓名、年龄，还有电话号码。胸牌的反面列着一连串慢性病，其中一项赫然写着：抑郁症。

    丁建云是一名心理咨询师，这是她在社区心理驿站问诊第一年遭遇的一幕。她加入的上海心达社区心理咨询服务社是一支中年志愿者队伍，自2018年起在本职工作之余义务开展社区老年人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目前，团队已在彭浦新村等社区服务过1万多名老年人。

    需要“被听见”

    今年3月，随着疫情暴发，上海外滩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感到“格外担忧”：街道的2万人口中有6000多位老年居民，其中907位为独居老人。    

    刘晓燕是外滩街道瑞福社区的居委会干部，也是疫情中负责摸排社区老人情况的“大白”。3月底，她敲响了丁奶奶家的门：79岁的丁奶奶独居在老公房里，一层有15户人家。听邻居说，丁奶奶经常会扒着生锈的铁门，痴痴地向外张望。

    4月12日，刘晓燕第六次拜访时，丁奶奶终于愿意打开铁门，坐在楼道里聊聊天。丁奶奶顶着蓬乱的头发，目光空洞，无论刘晓燕说什么，她只是默默先点点头再摇摇头，好像和人“隔着一堵墙”。

    “看到别人一家人，我难受。”丁奶奶说道。这会儿，刘晓燕才知道奶奶“张望”的原因：老公房里煤卫就在公共楼道边上，奶奶隔着铁门的间隙能望到邻居们的世界：一家四五口人挨在一块儿，爷叔阿姨们在铁锅里翻炒，儿女们在一旁择菜，不时传来打闹声。丁奶奶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国外，一个在躲债。    

    疫情期间的这次摸排，让刘晓燕看到了一个被孤独笼罩的老龄社区。    

    “他们需要被‘听见’。”外滩街道服务办主任王舒说道。3月28日，街道办专门成立了电联小组，共有55位成员，服务疫情中的老人。刚开始，小组的任务是满足疫情中老年人配药、看病等需求，但组员们经常接起电话，听到对面传来一句：“就陪我聊聊天行吗？”每天仅电话回访的就有60多位老人，平均每一通电话时长在半小时以上。    

    刘晓燕之前曾接到投诉，80岁的朱老太一直不愿签字支持在楼里装水表，反复追问，朱老太才道出实情：“我就是觉得没人关心我，我想让他们知道我。”据刘晓燕观察，和丁奶奶、朱老太情况相似的独居老人不在少数。

    今年5月，居委会的护理人员把丁奶奶背到了医院。她的胃口越来越差，吃不下面包之类，只能靠牛奶等流食度日。5月底，丁奶奶走了，她的儿子们没有回来。

    面对死亡，刘晓燕意识到：老人们需要生理关怀，也需要专业的心理疏导，这需要寻求社区外的力量。今年3月，外滩街道办委托陈建萍团队，开始为一些“有诉求”的独居老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听见”背后的心理困境

    早在2019年，陈建萍团队便和上海市彭浦新村街道开展过合作。彭浦新村街道同样是一个严重老龄化的社区，截至2019年6月，街道老年人口占户籍人口总数的41%左右。    

    2019年初，陈建萍完成了在彭浦新村街道的社区调研，她得出数据：在3200位被调查的老年对象中，有抑郁症状者1414例，其中重度抑郁者有96例。这些老人都缺少专业的心理咨询干预。    

    这些处于困境中的老人往往表现出失落、焦虑、恐惧等情绪。陈建萍记得，86岁的黎阿姨曾悄悄地问她：“人死了之后火化会痛吗？会不会给亲人托梦？还有灵魂在世上吗？”她每天都觉得自己会离开，但家人没有耐心听这些“奇怪的问题”。

    不久后，团队进驻彭浦新村街道的心理驿站。心理咨询师丁建云正式开始为彭浦新村街道的老人们提供入户心理咨询服务。她发现，老人们心里的“结”经常在于疾病、家庭和往事的阴影。    

    2020年初，丁建云望着眼前沉默了20分钟的王阿婆：面容浮肿、憔悴。她把微胖的身体“嵌”在沙发里，无论丁建云说什么，她的目光始终盯向地面。    

    抽丝剥茧般，丁建云揭开了阿婆的阴影：十年前患上了红斑狼疮服用激素至今，22岁的自闭症儿子有时会自己打自己耳光，丈夫患糖尿病平常以打零工为主，如今一家三口共处一室，但互相之间没有交谈。

    阿婆对丁建云说：“都怪我。”她认为儿子患自闭症是自己的错。她经常在夜里一直睁眼，好不容易睡着，又在天还没亮时惊醒，有时眼泪会控制不住流出来。有一次，她从老家探亲回来，儿子突然不认识她了，她慌了：“此后好久我都感到内心很空很无力。”她不敢出门了。    

    丁建云观察到，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阿婆进一步把自己“困”在家中，并且更焦虑了：她担心乡下母亲的身体但只能微信视频。她打开电视放了一天的中医节目，偶尔出一次门觉得周围人的眼光“怪怪的”。“她好像永远是独自一人。”丁建云说。    

    今年3月疫情暴发以来，团队为200多位上海老人开展了线上心理疏导和心理咨询服务。如今，陈建萍还是担心：部分社区活动室等公共场所因疫情不时关闭，会有更多老人无法从社交中得到精神慰藉，加重孤独、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

    “小心翼翼”的亲密关系

    通常，陈建萍一行需要通过居委会多次协调与陪同才能见到一些服务对象。即便如此，有时她们还是会被当作“上门的骗子”。刘晓燕表示，街道的很多老人听到“心理医生”会心生抗拒，咨询与关怀反而更容易“叩开心门”。

    心理咨询师王琛2020年加入团队，至今共服务过3位老人。2020年，王琛见到了大家眼里的“老难题”陈爷爷：在堆砌着杂物和灰尘的木板房里，爷爷站在楼梯上俯瞰着她，一边冷冷哼道：“你们就是换个法子来捉弄我！”老人的儿子入狱、家人离开，还在独自抚养患有网瘾的孙女，居委会和公安曾多次到他家上门询问。但王琛“有些不一样”。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她每次都驱车30公里到陈爷爷位于周浦的家。有一次离开时，爷爷突然跑过来在她手里塞了一沓纸币。王琛有些疑惑，随后才反应过来：爷爷想给她补贴车费。    

    在陈建萍眼里，心理健康志愿服务和社工最大的区别在于“边界感”：心理咨询师不会过多介入老人的生活，会在咨询时和老人保持适当的距离感，同时保护老人的隐私。“他们需要你，但又不想成为你的负担。”陈建萍说道。

    胡莺感到张奶奶有些“小心翼翼”，总担心“打扰到她”。她和张奶奶有过一次微信通话，但因为家里孩子要上钢琴课不得不中断。从此之后，张奶奶再也没给胡莺打过电话，一直都是留言，完了还会加上一句“没影响你吧？”胡莺向她承诺：“慢慢来，我会认真听的。”    

    在“小心翼翼”的边界感中，“润物无声”的亲密关系也在悄然生长。    

    2020年4月，疫情后刚开始复工的陈建萍正在为本职工作忙碌。刚打开手机，她发现自己的通话记录有十通未接来电，都来自同一个陌生号码。“我想着回一个吧，万一有重要的事。”在几声长音后，对面传来了一位老人焦急的声音：“是陈老师吗？你们还好吗？我是……”陈建萍这才想到，两三天里多次来电的是团队在不久前服务过的独居老人。几分钟里，老人反复向陈建萍询问咨询师们在疫情里的身体状况。“我们很好，不用担心。”这下对面的“喋喋不休”总算停歇：“那就好，那就好。”挂了电话，陈建萍才猛然想起，老人好像没有一句提到自己需要什么。

    5月8日，刚好是母亲节，胡莺的微信里收到一张张奶奶分享的照片：她坐在方舱的病床上，手里攥着一束鲜花，虽然戴着口罩但眼睛里看得出笑得很甜。

    （《解放日报》8.6 冯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