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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草创，鲁迅选址
蔡元培曾当过博物馆讲解员，不过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德国。
1907年，蔡元培初次出国，在莱比锡大学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学习。他的民族学老师符莱，恰好是莱比锡民俗博物馆馆长，常请蔡元培为馆员们解说中国文物。
当时的中国，只有私人收藏，而无公共展陈，在德国，人们却能在殿堂中欣赏中国瑰宝。对此，蔡元培的心情恐怕和康有为颇为相似：“我国之大，以文明自号数千年，而无一博物院以开民智。欧美人每问吾国博物院事，为赧然面赤，奇耻大辱未有甚于此者。”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回国就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提出把社会教育纳入国家的管理和建设之中。并在教育部下设社会教育司，职掌博物馆、动植物园、美术馆、美术展览、调查及搜集古物等事项。
1912年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蔡元培以为，“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阙废”，于是准备在北京设立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这也就是国博的前身。
周树人（鲁迅）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负责勘选馆址，《鲁迅日记》中记载了选馆址的事：“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见古铜器十事及石鼓文……”
国子监，始建于元，是古代的最高学府，内有辟雍、彝伦堂等处建筑，皆与典制学问有关。7月9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成立，草创期有国子监衙署一座，共210间房屋，署东北隅附住房304间半。
国子监的礼器、书版、石刻等57127件文物，成了历博最初一批馆藏。重要的文物主要有周代彝器，包括召仲簠（fǔ）、康侯鼎、内言卣(yǒu)、素洗、雷纹觚(gū)、牺首罍(léi)、子爵、师望簠、牺尊、雷纹壶共十件。
对一个文明古国的国立历史博物馆而言，这样的家底，实在寒酸。但在蔡元培果断决策、鲁迅全力操办之下，仅用不到两个月，就从议事、调查走到拍板、实施阶段，已属不易。
1917年,由于国子监地处偏僻,没有暖气，筹备处迁入故宫前部的端门至午门及其朝房。此地办公条件虽然简陋，但高踞于紫禁城城楼之上，足以向世人昭示中国封建帝制之终结，多民族共和国之创始。
时逢乱世，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了14年，到1926年10月10日才正式开馆。区区1万元开馆经费，还是司徒雷登牵线，美国霍尔基金会赞助的。
这次展览，仅开放10个陈列室，仅在金秋办了一个月，但总计接待观众达185714人次，日平均参观人数达6404人次，相当于每十个北京人，就有一个去观展。
1928年后，首都南迁，历史博物馆也数度更名，愈发困顿。在停滞期，馆方仍坚持办刊，办讲座，也办一些小型专题展览，藏品一度超过21万件。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危急。博物馆特地筹办了《古火器展览》《洪承畴遗物及史料展览》《圆明园遗物展》《明代倭寇史料展》等一系列展览，借古讽今，启发民智。
为避免国家文物遭受损失，历博的万余件珍品与故宫国宝一起踏上了艰辛的南迁之路。1935年，蔡元培提议，为这些颠沛流离的文物建一个家，还为此举行了博物馆建筑设计竞赛。在梁思成拟定的章程中，参赛作品“须充分采取中国式之建筑”，最后徐敬直大屋顶的设计中选。在救亡时代，这个方案寄托着期望，却终究是纸上画饼。
最终只有一小部分历博精品辗转回到北平，大部分精品都被蒋介石派人运到了台湾，如国子监的周代彝器等。未南迁的20余万件藏品，则在日据时期，惨遭劫掠。
一连串打击，让这个国内最早的公立博物馆，快要散摊子了。馆长韩寿萱诉苦，所拨行政费用还不够买邮票的钱，馆内也只剩9名员工。
北平解放后，历史博物馆被“文管会”接管，纳入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
李大钊感召，王冶秋创建
对一般观众而言，“国博”是2011年以后才有的概念，所以又有“新国博”一说。在改扩建之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被亲切地叫做“革历博”。
历博起源于民国，那革博又是怎么来的呢？这还得从革博的0001号藏品说起。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和其他19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台，年仅38岁。
王冶秋少年入党，李大钊就义时正躲在香山碧云寺。小布尔什维克们看到报纸上行刑的照片，一腔热血要为李大钊报仇，却因为贸然行动，又有了牺牲。此后，王冶秋在隐蔽战线奋战多年，终于迎来了重回北平的一天。
1948年底，在良乡的一个土炕上，王冶秋召集众人讨论接管北平文化机构，又谈起这件念念不忘的事：“进城后，我们一定要找到这架反革命刑具，并且展览出来，重现那悲壮的场面，让人们知道革命来之不易。”
1949年3月，在接管工作的空当儿，王冶秋叫上于坚，一起去找绞架。两人骑着自行车，先到司法部街后身的法院看守所，也就是李大钊就义的地方，但绞架已经不在了。经指点，他们又找到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第二监狱，院中空无一人，两人翻遍了周遭阴暗的角落，才在一个破棚子里找到这具快散架的绞刑架。他们把刑具拉回城后，送到历史博物馆，后又放在端门东马道上，供人们参观。
这件文物的收集，给王冶秋一个启示，革命文物如不及时征集，就可能被当做废物处理。正值纪念“五四”，王冶秋委托历史博物馆在报上刊登启事，公开征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物。
北平解放仅几个月，历博便收集了杀害刘胡兰烈士的铡刀；1933年徐向前退守大巴山脉时所铸的铜钱；武昌起义时期文学社殉难烈士照片等珍贵文物。
北京历史博物馆挂牌时，王冶秋向周恩来建议,希望筹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得到周恩来首肯。1950年，“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在故宫武英殿办公，主管文物的王冶秋兼主任。
周恩来定调，张开济设计
1958年，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十大建筑”。历史博物馆新馆选址天安门广场东侧，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共处一个屋檐下。
能够与人民大会堂门对门，这种分量，不言自明。不仅如此，“革历博”的设计规格和尺度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天安门广场规划时，离1959年国庆，只剩不到400天。规划局先拿出的是“四建筑方案”：广场两侧的建筑为国家大剧院、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四座建筑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均为150米×220米，体型都是东西长、南北短。
不过，这一方案并未过关，规划局很快接到通知：为突出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意义，国家大剧院要迁出广场。
近年来，国博常被称为中华文化的祠堂和祖庙，人们提到天安门广场，总爱说建筑布局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左祖右社”安排的。然而遍查当年的文献资料，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曾有此预设，反而是大剧院的退出，客观上造成了“左祖右社”的格局。
修改后的规划，广场北部东西两侧分别安排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两座建筑中轴对称，均采用柱廊结构，形成“廊”一实一虚，“柱”一圆一方的对比关系。
不巧的是，1958年公安部的新办公楼刚刚落成，这栋大楼正好“压”在南池子的延长线上。这样一算，东西方向留给博物馆的宽度就只剩下了140米，博物馆的体型只能是南北长、东西短了。
大会堂的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革历博”受地块限制，才6万多平方米。博物馆的总工程师、建筑大师张开济只好采用“以虚充实”的方式，做了两个院子，这才使“革历博”的体量与大会堂基本协调。
当时周总理就说，大会堂那边肩膀高，“革历博”这边肩膀低，以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到2011年“新国博”改扩建完成，周总理的意愿终于实现。
从开工到竣工，“革历博”工程只用了293个工作日。为了加速工期，施工人员采用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方法。原革博美工部设计组组长周士琦那时负责联系北京建筑设计院，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办公地、设计院和工地之间来回跑。
中央让两馆立足天安门广场，是为了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把中华五千年及近代革命史都展陈出来。为此，文化部成立了专职的两馆筹建办公室，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任筹建办主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于坚任秘书，任务为借人、调文物、完成陈列。
于坚回忆说:“当时强调全国一盘棋,革命博物馆也好,历史博物馆也好,需要什么东西,列出单子,由中央开信调文物,去了就拿回来,一般都是开了柜门说‘你拿吧’。光是故宫就支援了20多件,都是一级文物啊!”
据统计，全国有77个单位支援文物，先后调用和借用文物3万余件，四羊方尊等镇馆之宝就是在这一时期进馆的。
1959年9月底，布展完成，周恩来连续两天到馆，对陈列内容做最后的把关。
第一天，周恩来去了革命博物馆。在门厅，他问王冶秋有衣帽间吗，王冶秋说设计里没有，周总理说将来生活富裕了，进屋有暖气，参观的外宾也会很多，都要脱大衣，得有存衣服的地方。他又查看了卫生间，说太小了，问夹层那几间房子是做什么用的，听说是筹建办的办公室，指示改成厕所。
序幕厅挂着一张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但不能完全确定。于坚想趁机请本人鉴定一下，就问：“总理，这是不是您呀？”周恩来却让于坚把照片取下来，直接往旁边的陈列柜上一扣说，“这件撤下去”。
第二天，周恩来又到历史博物馆去。齐吉祥当时在办公室，听说周总理来了，立马冲到展厅。“总理已经看到通史陈列中明末农民起义那一段，因为李自成的塑像有2米多高，馆里领导请示总理，能不能用。总理围着塑像转了几圈，又退两步，抬头看了看高达7米的展厅，最后才给出结论，‘我看还是大点好’。”
对历史博物馆，总理基本上没提意见，只是让他们增加一幅清代疆域图。
1959年10月2日，历博的“中国通史陈列”公开预展。“每天一开馆参观者就涌进来，平均一天要讲解三四场”。
然而，一个屋檐下的革命博物馆，真正开馆却还要等上一年多的时间。
可比肩世界一流博物馆
“中国通史陈列”是历博的常设馆陈，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通史陈列，至今仍影响着国博“古代中国”的展陈。
原历博党委书记王宏钧说，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自1951年就开始了，周扬在馆里做报告时提出，“要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用文物组织，展示中国历史”。
用文物展示一国历史，在我们国家过去没有，在别国的博物馆也少有先例。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没有，只有美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有几分近似。
“别看历博和革博在一个楼里，但大部分时候，职责泾渭分明，只有浴室和礼堂是共用的。”正如齐吉祥所说，历史博物馆负责“中国通史陈列”，革命博物馆负责“中国革命史陈列”，两馆虽然几度分合，但很长时间都是各干各的业务。
原本应在1959年国庆同时开馆的历博和革博，实际开馆时间却相差了将近两年。直到1961年的7月1日，革命博物馆才正式开馆。
“文革”后，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风云激荡之中，真理标准大讨论轰轰烈烈展开了。革博也认真总结经验，对“28年党史陈列”做了重大修改。这次修改，虽然仍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有些地方已经大胆地突破了当时的框框。比如，对建党时期的陈独秀、平型关战役中的林彪、当时尚未平反的刘少奇等都给予了一定表现。而这些修改，实际上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
2003年，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合并组成了中国国家博物馆。2007年3月至2010年底，国家博物馆进行了改扩建工程，是目前世界单体建筑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如今，110岁的国博拥有自史前至当代的143万余件藏品，已成为可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卢浮宫比肩的世界一流博物馆。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中国革命史基本展陈的主旨也从此明确。无数革命前辈，披肝沥胆、栉风沐雨，所为的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近代中国的革命之路，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历史和人民是如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北京日报》9.6 孙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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