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学史研究定位：走向中华文学史

    故宫文学的内涵不仅包括诗文赋，而且包括小说、戏剧、娱乐文学、匾额楹联和诏令文书等。故宫文学史应该从宫廷文学史的定位走向中华文学史的定位，进而走向世界文学史的定位。

    第一，政治文化视阈中的故宫文学史。故宫文学史的发生空间是在政治最高权力机构的枢纽之中，无疑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但绝非简单地为政治服务。故宫文学史是明清礼制和文教制度的一部分。故宫文学的文献形态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御定、御选和御制等宫廷出版物。这些不同的文献形态不仅包含着帝王的文学观，而且具有政治文化的意义。

    第二，艺术媒介视阈中的故宫文学史。要通过跨艺术媒介的视角来整体审视和阐发故宫文学的美学内涵。匾额楹联是故宫视觉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某种意义上它们是一个个艺术和政治相融合的美学装置。因而要从装饰的美学概念和理论视角来阐释其跨媒介的政治美学和文化美学的内涵。故宫的建筑、绘画与文学往往体现出整体化的特点。

    第三，朝野互动视阈中的故宫文学史。朝野互动主要体现在帝王大臣对于文学的提倡进而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而大臣与皇帝的互动也影响到了宫廷的文学创作氛围。往往由大臣主导参与的文学结社是朝野文学互动的一个重要枢纽，不同帝王主政时期对文学结社的态度松紧不一，使得不同时期的故宫文学史具有不同的风格特征。宫廷之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戏剧创作中，也存有许多对宫廷生活的想象书写，这是朝野互动中外对内的一个独特层面。

    第四，全球史视阈中的故宫文学史。故宫文学区别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宫廷文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全球性，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明清转向。无论在朝鲜、越南、琉球等来华使团人员的记录中，还是在明清帝王的文集中都有大量相关文本。在处理这一部分文本的时候，既需要有文学的本位，又不能简单地坚持过往的纯文学观。只有抱有一种大文化史观和大文学史观，才能理解和彰显出故宫文学史的世界意义。

    综上，故宫文学史研究应打破一般文学通史的视角，从中华文学史的视角对明清宫廷历史档案和物质遗存进行新的阐释，形成具有中国文化自觉的文学史话语体系。

    （《光明日报》9.4 郑欣淼 张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