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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2年09月10日 星期六

    一道门背后的社区难题

    《 文摘报 》( 2022年09月10日   01 版)

        徐汇某小区自今年3月起封闭了除主通道外的其他出入口,告示到8月份仍未揭下。

        谁能想到,小区一道后门的封闭还能带来“商机”。

        上午9时许,上海宝山区祁秀雅苑小区的大门外喧闹起来。黄秀正摇手向百米外的一个女孩吆喝:“上车吗?就五块!”年轻女孩没有犹豫,一跨便坐上了黄秀车子的后座。

        6月初解封后,祁秀雅苑靠近15号线祁安路地铁站的后门始终紧闭,这意味着坐地铁通勤的居民每天需要多绕行一公里进出小区。因此一些人便做起了大门和地铁站之间的接送生意。

        多出的一公里

        据祁秀雅苑物业介绍,小区后门从今年初开始就处于封闭状态。小区有近1700户住户,做接送生意的王师傅一上午便送了20个“客人”。

        在徐汇,一些小区的后门连接着医院、菜场、超市、银行等场所,封闭后给中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不便。

        63岁的梁阿姨住在徐汇区田林十四村——从小区西北门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只需过条马路。但6月解封以来这扇门就没开过。腿脚不便的梁阿姨只能绕行600多米到医院。

        梁阿姨和老伴还在小区经营着一家小卖部,为居民提供新鲜果蔬。在田林十四村有高层和多层两个片区,片区之间有道南门,从疫情封控时开始关闭,8月1日后分上下午两个时段开放。高层区住着不少梁阿姨的老主顾,梁阿姨和老伴只能沿着南门铁栏间的缝隙“运货”。

        “多出的一公里”给一些居民造成了困扰,却给一部分人带来“商机”。

        7月初,祁秀雅苑住户王师傅早上在附近散步,看到有年轻人想去地铁站却嫌路远,就想到用老年代步车能做接送生意。住户黄秀也效仿了。

        祁秀雅苑的保安表示,6月后大门口就出现了电瓶车和老年代步车:这些“司机”早上在小区外,傍晚则在祁安路地铁站口。他们经常超速行驶,因此一天前辖区警察就收缴了其中三部电瓶车,做接送生意的大多是小区里的中老年住户。

        寻找开门的人

        “我究竟要找谁开门?”住户高楠曾看到楼道群里有人反映:打电话给小区物业,对方只表示,希望居民理解配合。高楠便向居委会询问,但对方也说明“要等通知”。

        6月15日,高楠把自己的困惑发在社交平台上,收到了近400条评论。有网友说自己在小区群里投诉了两次,小门就“悄无声息地开了”;还有人建议拨打12345市民热线,“第二天就开门了”。但更多的网友和高楠经历相似:不知道找谁反映开门问题。

        6月中旬后高楠拨打了12345市民热线,接线员表示“我们没法管小区的门”,只能把投诉转交到宝山区房管所。一个月后,高楠接到了小区物业人员的回访电话。

        对方直言“小区的门开不了”。高楠知道,7月以来宝山区疫情形势仍在变化,自己所在的祁秀雅苑16号楼因为有阳性病例和密接被封控过两次,现在要求全天打开小门并不现实。于是她提出分时段开放的建议:“那只在早上开一会儿呢?只出不进。”可是,那位接电话的物业人员以“没权力”终止了这次对话。

        风险下的难题

        “我们管得住门吗?”祁秀雅苑的物业前台齐歆叹了口气。她介绍,祁秀雅苑是动迁房社区,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大,内部存在大量群租、短租现象,导致实际人数至少比登记人口多了一倍。年轻的租客习惯于网购和点外卖,因此配送人员进出社区频繁。

        与此同时,社区白班有6位保安,1位负责登记进出车辆,3位在正门查验“绿码”,剩下的要在高温天替岗,并协助车辆管理等社区机动事务。

        “小门值守的人手不够。”祁秀雅苑的物业经理陈卫斌说,增加保安没有可能性。一些老旧小区正面临着相似的情况:人流庞杂、管控人力紧张。

        在徐汇区汇成桂苑,后门分上午、下午两个时段开放。每到9时,在物业工作的徐师傅就忙得不可开交:小区的后门对面是龙群集市,两边是沿街菜铺,总有一些周边居民想抄近路回家。对徐师傅等物业工作人员而言,开门意味着更大的风险,这是一道不允许试错的难题。

        黄浦区某街道办事处的汪露曾配合流调工作。她直言,位于老城厢的不少社区,小弄堂四通八达,如果这些小区的门都打开,电瓶车就会随意穿行。“在一些大型社区,每扇门每天进出的人流不亚于一座中型超市。”

        齐歆感到无奈:目前疫情形势仍在变化,彻底开门意味着更大的管控压力;分时段开门,又众口难调。

        待厘清的责任

        到底社区能不能管门?小门管理是物业还是居委会的责任?高楠觉得,权责边界很模糊。

        “开门是小区自己的事。”斜土路街道防疫办负责人曾给辖区里的物业开过会,提出如果能做好人员管控就可以开门。“我说过我们不会强制要求,社区也不用报备。”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周俊分析了社区小门管理中权责模糊的原因:一边是物业作为市场主体,工作中却涉及公共利益,因此总想着请示行政管理者;另一边则是很多居民缺乏社区治理的相关法律知识,会根据习惯而非法规和条例就近找物业或居委会,结果物业和居委会又都在抱怨“自己又不是万能的”。

        “但很多时候最终解决问题的机构还是居委会。”周俊承认,居委会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化解一些社区矛盾的关键。

        在普陀区苏堤春晓名苑,业委会的肖子君也注意到了业主群里居民的开门诉求。起初,群里不是在宣泄极端情绪,就是陷入冷清。6月之后楼道群不再“泾渭分明”:当有人质疑业委会的工作时,会有一些理性声音帮忙说明事理。经历疫情后,大家逐渐明白彼此的目标是统一的:在不可预判的风险中维系社区稳定。

        (文中社区工作者及居民为化名)

        (《解放日报》9.3 冯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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