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国陪读的中国母亲

    泰国有一些国际学校及重视英语教学的“双语”中小学校可供挑选，学费相较国内便宜，课业氛围相对轻松，于是，一些中国家长放弃国内的事业，陪着孩子到当地就读。

    “减负”的母亲

    叶子和女儿可乐在清迈租了一栋联排别墅住，远离了国内簇新街道上的车水马龙，也远离了原本可以预料的死记硬背和“家校互动”。

    现在，女儿在泰国读了一年幼儿园，回国读了一年小学，再到泰国，读当地双语学校的“国际班”。学校下午四点放学，小朋友们结队走出来——往往是几个中国女生在一起。

    可乐读的是一所本地的双语学校“国际班”，“30%的课程用泰语”，在母亲的观察中，现在她可以在餐馆里和当地人用泰语对话，英语也溜得很。可乐的老师多半是欧美人，班级里有一半是泰国的本地孩子，另一半是“小留学生”，来自中国、日本与韩国。

    接上孩子，几个同校的中国母亲带着他们到附近的亲子餐厅里坐下。清迈有一部分是起伏平缓的山区，潺潺流着一些清澈的小溪，孩子们在餐厅的户外玩水、挖沙、喂小动物，有店员看护，母亲们可以安心在一旁聊家长里短。

    依照多名陪读母亲的印象，泰国小学不兴“家校互动”。叶子说，现在女儿的老师来找家长，只会是因为孩子在学校里说了脏话，或者欺负其他小朋友之类，可乐没有这个问题。

    叶子觉得，泰国学校里，小朋友的隐私保护得比较好。成绩更是“机密”。孩子的大考成绩封在一个信封里，由家长去取。叶子也不喜欢和朋友们议论这些。

    无论到了哪一国，孩子一路上还是得面对考试升学。泰国留学中介杜璇对记者形容，门槛高一点的国际学校，小学招生需要通过数小时的机考。国内的孩子一般英语能力不达标，都需要降级读。

    比起国内动辄一年几十万元的国际学校学费，清迈最贵的国际学校一年收十多万元人民币。就读这些学校的优势是使用的教材与欧美同步，方便未来升学；还有很多不同兴趣班可选，不用额外收费。

    英语水平之外，很难评判哪一种教学制度教得更快，或者教得更深。只是泰国学校的课业轻松是显见的，以小学阶段为例，孩子带回家的作业很少，他们的小书包里往往只有小点心、水、在校做好的手工艺品。

    “陪读”的理由

    除了泰国的学费和生活费低廉，家长们选择泰国的另一重考量是，往返国内方便。“有很多陪读家庭，是爸爸在国内挣钱，妈妈在国外陪读的。”陈静对记者说，疫情期间，两边长久无法见面，不少陪读妈妈带着孩子回国了。

    陈静倒没有这层顾虑，她是举家搬来泰国的，夫妇转做留学生意，孩子在当地入学。陈静觉得读国际学校很值——老师工作很细致，会因材施教，比如，一个班级只有十几个学生，不同水平的学生收到的练习题难度也不一样。

    她认为“美中不足”的是，小班里很难“卷”起来。陈静是一个有“鸡娃”倾向的家长：“我会告诉他（指儿子），不能满足于你在你班上是数学最好的，班上只有十几人。你要放大自己的眼界。”陈静目标明确，一家计划将来迁往北美，目前是出于经济考虑在泰国逗留。

    叶子则非常“佛系”。她与可乐回国，一起参加朋友们聚会，她感到可乐的好胜心理在逐渐变弱。

    还有一种家长，几乎是被动地带娃出国求学。刘菁的儿子小学之前上的是上海一所私立示范性幼儿园，一个月学费五千多元，家长之间也合得来，经常带着孩子一起玩。刘菁那时是高兴的，同时又感到吃力。

    这些家长们时不时“卷”起来，相约报奥数班。“那不是给孩子上课，是给家长上。”刘菁说，“要家长抄题，要家长回家去辅导他。我哪有那么多精力做这些事？”

    她有两个孩子，那段时间，日常凌晨五点起来，给老二喂奶，然后要开车送老大上学；傍晚又带着幼儿去接老大放学、送他去学游泳，抱着老二在附近等着下课，再带着两个孩子回家。生了二胎，丈夫继续工作，她把工作辞了，改当淘宝店主。

    孩子要幼升小了，他们没有上海户口。刘菁催着丈夫去办居住证，他却忘记了，报名迟了一些，儿子因此去了一所不太受欢迎的公立小学。小学同学们多是附近的打工子弟。刘菁的儿子觉得跟同学很难相处。时间长了，孩子躲在车上，不愿上学。

    思来想去，刘菁循着网上的攻略，最终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去泰国。

    宽松环境与成长代价

    刘菁让大儿子先入双语学校。在宽松的环境中，儿子的个性甚至慢慢变强硬了一些。其实，在双语学校里，班级里也有传说的“小霸王”，刘菁教孩子反击，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可以换一个学校”，“这边很多学生都是两三年换个学校”。

    既然不打算回国，刘菁要独自在泰国谋生。一开始，考虑过做代购，觉得挣不到钱，决定开民宿，租一个独栋的别墅，请一个本地人当助理，对接当地的保洁和司机，她自己招揽并照顾中国来的游客。

    她吃过不少苦。二儿子还小的时候，她晚上九点多哄他睡，然后，开车去机场接客人，送到民宿，一切安顿停当，再回家陪儿子睡觉。她还去上课，学泰语、英语，学钢琴；刘菁想把自己创业、学习的能量传递给孩子，要他勤奋自律。

    同样地，一位深圳母亲可可几乎有些任性地偏离了夫妇俩原先规划好的路。她觉得在国外申请高中、大学更容易些，为此不惜顶住丈夫的反对，又失去了自己在国内的工作；她自己英语不好，刚到泰国，出去买菜都很困难。这样，换得的补偿是女儿的前途选择看上去“宽”一些。

    叶子还想过带着孩子搬家到苏州去。老家的高铁站直通苏州，方便孩子爸爸来看望。不过，计算下来，苏州的私立学校费用和当地的房屋租金都比泰国的更高。而且，有朋友提醒她：“孩子在苏州上学，同学都是有车有房的苏州本地人，想过孩子心里的落差吗？”

    她想带女儿去泰国读幼儿园，又要顶住许多评头论足的声音：“老公会变心吧？哪有这么早把孩子送出国的？”她也许更倾向于决绝，无论在“追求”，还是在“逃避”。

    “围城”内外

    在叶子看来，孩子拥有不受束缚的童年，也同时丢失一些机会。比如，女儿未来回国，不太可能从事文字工作，因为她的中文不够好；她也有可能遇到交友的问题，因为无法理解高度竞争的环境造就的思维方式。

    她清醒地知道未来还会遇到一些坎儿。身边一些家庭是为了读国际学校来的，孩子很努力上进，想将来去欧美读名校。现在女儿年纪太小了，她情愿女儿不思考前路问题，但如果她也想去拼一拼：“我和她爸爸一定倾尽全力帮她。”

    以她目前的视角来看，女儿读完初中，要不逐渐去往欧美读书，那可能很吃力、花销也很大；而留在泰国生活，泰国并非移民国家，拿身份很难。长久地在泰国当一个外国人，则可能无法抵抗风险，例如享受不了当地的全民医保；因为难以贷款，买房买车都只能全款。

    难以回头的决定之后，一家人变得更像一支试图突围的军队，一路经历辛苦，行军的方向却云里雾里，难以明确。

    刘菁对记者形容，有一些家长到泰国，已经不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期望，只觉得孩子能在泰国顺利读大学、有个体面的工作即可。他们背井离乡，就为孩子争取这些。

    据多名采访对象所述，在泰国的中国陪读家庭多数不外出工作，待在自己的圈子里，不大与当地人交往。

    很多家庭原指望泰国与国内交通方便，还能时不时团聚，疫情后，这成了泡影；一些两地分居的夫妇感到不是办法，有的家长就带着孩子回国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为化名。）

    （澎湃新闻 8.20 葛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