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应突破“熟人—陌生人”模式

    在我国，费孝通用“熟人社会”概念来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此后，学者们纷纷选用“陌生人社会”的概念与“熟人社会”的概念相对应，用来概括城市中经济规模扩大、分工更加细化、人员流动性增强的特征。“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相对立的模型，也成了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两种方案的理论基础。

    现存治理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是，政府既需要对高速流动的社会加强管控，又需要激发社会的活力参与治理。我们不妨抛弃二元对立的框架，换一种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

    从历史进程特征看，中国一直有着熟人社会的传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很难再从居住地范围内获得熟悉感。但是科技的进步、交通的便利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提升了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熟悉感的可能性。首先，互联网信息的广泛传播使得不同地方的人可以接触到相同的信息，地域已不再是获取信息的障碍；其次，便利的交通让人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想要去的地方，不再被一地的范围所限制；最后，不同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群体，人们可以参与不同的兴趣群体、娱乐群体、利益群体等，熟人可以在不同时空进行不同维度的交流，甚至可以在网络的二次元世界里寻求满足，虚拟社区也不断崛起。因此，从熟人社会的框架出发，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些在“陌生人社会框架”下解释不通的问题。

    当我们摒弃“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对立框架，从多维度的熟人社会出发，或可为我国当下的社区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当前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矛盾在于，研究者多执着于以地域为基础，培养出共同体，但是所运用的治理方式却是自上而下的。有时可能因为一地居民有相似的需求或者利益而呈现出一些类似于共同体的特点，但很难形成真正内生性的组织。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项目居民参与性低，缺乏持续性的原因。即便真正地培养出具备一定自下而上生长力的共同体，也与地域特征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很难推广。摆脱了这种思维框架的束缚，就无须执着于在陌生环境中培养熟人社会，而是在熟人社会的传统下寻找治理遗产，根据不同维度的熟人团体，匹配不同的治理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8.17 刘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