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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可钰，42岁。她是个舞者，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力量感。这个三年里被疫情停摆了几次的舞者，曾经是喀麦隆国家舞蹈团重建者之一。在等待演出“解冻”的同时，她开始从专业舞台创作走向平常生活，与村庄链接，用自己的行动影响村民对舞蹈的兴趣。
紫房子的练功厅
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西新城村的标志性建筑是一栋门口立着白色维纳斯大理石雕像的紫色二层房子，这里是贵州女子蒋可钰和她的喀麦隆丈夫阿蓓·西蒙的练功厅，房子一层用来热身，二层有全身落地镜和压腿用的把杆。
身高1米73的蒋可钰皮肤呈小麦色，运动起来迅猛又敏捷。7月初的一天，她带着六七个女子和一个十岁的胖男孩在地垫上边走边倒地打滚。
蒋可钰说，他们都是没经过专业训练的身体，现在做的就是要打开他们的身体，之后才是塑形，也就是具体的肢体动作，最终是帮助大家找到属于自己身体的表达方式。
她指着自己的身体说，要想敏捷地起来，要运用你的核心力量，用你的手推地板，去体会与地面的关系，比如滚到这要碰到人了，迅速推地板，再放手，呼口气，借着反弹力把自己腾起来。
“你们起床都是噌的一下子。对，醒来之后都是靠核心肌群让你起床的。”蒋可钰指挥大家不断穿插走动，抢空位就去滚一下，然后立刻起身。这是一种高效的热身办法，没滚几次，每个人都面色通红，汗流浃背。
接下来的排练，大家在西蒙哼唱的hip-hop带有机械的节奏声中，拍着胸脯、扭着胯、跺着脚、鱼贯挤着走。可能是队列看起来太有秩序不够奔放，西蒙也拍着胸脯冲进队伍，甩开胳膊左突右冲，蒋可钰在一旁大声喊，“这个感觉就像河流突然开闸了，你们唰一下子就涌过去了”。
因“舞”遇见西蒙
1980年出生的蒋可钰的舞蹈生涯也是从曾经风靡一时的青少年宫开始的，6岁那年，蒋妈妈在贵阳街上拿回一张有青少年宫招生的报纸，“那时候一个学期交25块钱，我就交过一次，之后直接就进了青少年宫的小花艺术团”。
2005年8月，30岁的娜尔斯和25岁的蒋可钰第一次来到喀麦隆，为喀麦隆国家舞蹈团的重建招生。阿蓓·西蒙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他从16岁起连续4年带领Black Star舞团，获得喀麦隆城市街舞比赛的冠军，他带了三个团员来面试。三个星期后，在看了一场演出，对过相同的感受的眼神后，蒋可钰和西蒙由师生成了恋人。
2017年初，蒋可钰、西蒙在北京成立公司做项目，从创作到演出到文化传播，从剧目编导到舞台监制、技术指导全都是自己做，在喀麦隆做国家舞蹈团的运营经验派上了用场。蒋可钰说，当时他们在市里住的是35平方米的公寓，没法跳舞，就想有个更大、价格更便宜、不扰民的空间进行创作和排练。
一番找寻后，当年10月，两人在昌平兴寿镇暴峪泉村租了院子住，又在旁边的西新城村租了一处房屋，改建成练功厅、餐厅和办公室，并且全部刷成紫色，来来往往的村里人看着新奇，都管它叫“紫房子”，喊来喊去紫房子就成了村里的地标。
一开始，村落对蒋可钰来讲只是因为看中了它的房子，其他概不了解。她的日常就是养娃、创作、编排，然后带着“阿蓓舞团”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巡演。阿蓓舞团没有任何外援资助，都是靠做演出产生收益。结果，三年疫情几十场演出取消，尤其是2022年上半年被取消大小12个，把他们彻底留在了村子里。
“之前那么忙，一下子就没了任何工作，每天不知道我在干什么，那种心理落差太大了，差点调节不过来，后来，我觉得该给自己找事情做”，蒋可钰第一次将目光收回到村里。她尝试写了张海报贴在紫房子门口，标题是“有谁要和我一起跳舞吗？”你想不到吧，有9个，都是零基础，有老村民也有新村民，蒋可钰说。
用肢体诉说故事
6月底的北京，各项秩序逐渐恢复。蒋可钰打算7月中旬在蓬蒿剧场做一场名为《Dreamer》的“素人肢体剧场”演出，作为“素人项目”的阶段性总结。
参演《Dreamer》的人有10来个，舞者的年龄分布从10岁到83岁，大部分都是70后、80后还有00后，并且都是村子的新老村民。演出时间50分钟。
蒋可钰说，“这是众筹出来的一个作品，肢体动作这些素材是他们自然生发出的，我跟西蒙是看了他们的身体的表达后被激发了，然后用9个集体动作，为他们做一个必要的连接、整合。”
虽然是集体演出，但有solo（个人单独舞蹈）。每个人的习惯性动作都在诉说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会从动作中投射着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蒋可钰说，她就是把这些千言万语组织起来，变成一场肢体剧场与观众“发酵”……
蒋可钰在《Dreamer》的自我介绍里写道，舞蹈既是我的职业，更是一种语言，用肢体诉说的故事，是回忆，是现在，也是梦想。
（《新京报》7.14 刘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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