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我心中世界开始的地方

    7月17日，复旦大学原校长，著名核物理学家、教育家杨福家因病辞世。作为第一个到英国大学当校长的在籍中国人，他曾说，“中国是我心中世界开始的地方”；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杨福家说过并且身体力行的一句话“给青年人以机会，给复旦人以关怀”，让很多人铭记至今。这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书写光辉篇章的教育家，他的名字，连同他的治学风范，长存学人心间。

    “追求卓越，争创一流”

    杨福家是土生土长的复旦人，他在回忆录中谈到：“那时，我和同事们想得最多的就是，应当把复旦建成什么样的大学？所以我在就职演说中，就按照复旦的基础及复旦人的愿望，提出了‘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想法。”

    1993年夏天，复旦大学提出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制定了《复旦大学改革与发展纲要（1993—2005）》。在杨福家看来，好大学的根本在于教书育人，于是提出，“名教授上基础课”，包括基础实验课。此外，他还提出，学生只要作弊就必须开除。

    他在离任报告中说道：“1993年6月，当获悉全校有27名学生在考试中作弊时，我们开始狠抓考风，实行了‘谁作弊，谁退学’的制度。这项制度经过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广泛讨论，形成共识并付诸实施。为此，学生共写了1200余篇文章；复旦校刊用了整整25个版面，广泛展开讨论。严肃考风，不仅维护了考试成绩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净化了学校的风气，教育了学生要诚实做人。几年来，作弊的学生毫无例外地被勒令退学。”

    也因此，学校在请一些著名科学家给学生作报告时，总是要求最后一部分要以他们的经历告诉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

    “给青年人以机会”

    杨福家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后的另一个举措是：“给青年人以机会，给复旦人以关怀”。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个性同样鲜明的金晓峰还记得，杨福家就任校长时，自己还是一位青年教师，刚升任副教授不足三年。当时，在职称评聘中论资排辈普遍比较严重。

    在一年一度的全校科研工作会议上，学校让他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发言，没想到他在列举目前阻碍自己发展的唯一因素时说：“我认为自己已完全达到了复旦大学正教授的标准，但现在却仍是一个副教授，这显然不利于我的工作，在此我正式提出申请，希望学校能解决我的职称问题。而且我敢保证，今后我能够回报学校的，一定会远大于学校给我的这个职称。”此时会场上响起一片笑声。金晓峰开玩笑地说他就临时成了“名片教授”——即在名片上可以先印上教授头衔。他说：“当时我父亲还在世，他嘲讽我‘教授是要来的，当得有什么味道’。”确实，复旦大学随后就出现了二十几岁的教授，三十几岁、四十来岁的二级学院院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副主任。

    事实上，复旦大学从1993年起就在校内设擂台，让青年教师竞争高级职称，让年轻人可以脱颖而出。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有百余名青年教师通过打擂台的办法获得高级职称。1992年复旦大学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仅54人，到1996年就达到了207人，其中教授41人；1997年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达262人。

    杨福家自己在刚刚毕业两年时，就担任了物理二系即核物理系的副系主任。担任校长后，他说：“放手让青年人挑大梁是培养青年的重要方式。”当一批中青年教师被推到教学、科研第一线，承担重大科研项目，许多优秀青年教师在这样的条件下迅速成长为教学、科研工作的骨干。1996年求是科技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评审中，复旦大学有3名优秀青年教师获奖，和北京大学并列第一。

    杨福家后来谈到，要调动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就必须让每个人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并发挥作用。

    1993年，复旦大学设立校内特殊津贴，院士每人每月500元，上基础课的名教授每人每月300元，青年正副教授每人每月100元。1994年，学校设立杰出教授，首批选出2人（王沪宁和陆谷孙），在校内享受院士待遇。1995年，学校又宣布建立首席教授制度，首批3位教授获首席教授称号。

    希望给中国教育带来更多探索

    曾在杨福家身边工作了20年的助理陈弘回忆，杨福家一直在做中外教育的比较，清晰地了解其间的界限，希望能够给中国的教育带来更多的探索借鉴。事实上，关于高等教育，杨福家在身体力行地实践，80高龄仍不断地思考、撰文。

    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有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形成不同的评价体系。比如，研究型大学、一般性大学、职业高校等有不同的评价体系，要鼓励各类高等院校发展。

    社会上对职业教育有偏见，认为只有能力差、不好管教的人才上职校。杨福家多次说，这是错误的。应该尊重职业教育，尊重孩子们的职业发展规划。高等教育应该鼓励多元评价体系，消除区别待遇。

    杨福家也曾直言，有些学校的校长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是非常不妥当的。不同校长有不同的治校理念，如果校长换的比较频繁，学校发展的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也是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复旦大学成立了复旦发展研究院，集中复旦各学科的力量，发挥高校的“思想库”功能，为上海的改革与发展出谋划策。

    （《文汇报》7.18 姜澎、许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