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卞之琳

    提起卞之琳，可能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是一位一直活到2000年、进入了新世纪的人物。他似乎被某种魔法永远定格在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断章》之中。

    他的老友、诗人冯至曾说：“生物学上有一种孑遗生物，就像植物中的银杏、动物中的大熊猫，我就是这样的孑遗生物。”或许因为感同身受，卞之琳很欣赏这个说法。他还曾多次提到，年轻时去看北平昆曲艺人演出，观者寥寥，幕布上绣着两句诗：“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他每次说起，都有无限的感慨。

    “难懂”

    在朋友眼中，卞之琳是有赤子之心的人。诗人芦焚曾形容青年卞之琳：15分执拗、25分温和、25分成人的矜持、35分孩子气。北大校友陈世骧描述得更加具体：“矮小的个子、单薄的体质，叫人觉得他跟影子那般虚幻；灰色眼珠子隐藏在半球型的眼镜片后面，柔弱的嗓子和恍惚的神情叫人想起远天的浮云。他整个外貌内涵、诗歌迷离的调子，无不使人认为他不堪战争惊涛骇浪的一击。”

    但与人们想象的不同，正是这样的卞之琳，几次主动选择随时代而进。抗战或许是其中的一个转折点。

    卞之琳曾回忆，自己在抗战之前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总不知要如何表达悲喜反应，这时期写诗总像是身在幽谷，虽然是心在巅峰。抗战时期，沉溺于私人天地的他改变了自由派立场，奔赴延安。他还随文艺工作团出发，在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支队里随军数月，写就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

    1948年底，他在英国访学，正在山村埋头写作长篇小说《山山水水》，听说了淮海战役的消息，大受震动，当即乘船回国。在热火朝天的氛围里，他几乎全然忘记手头还有一部小说，后来想起了，恨自己不写工农兵而写知识分子，一把火将创作了七年、耗费无数心血的书稿烧了。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文联号召文艺工作者们发表作品声援。他用23天创作20首诗、800余行，次年印行成书，取名《翻一个浪头》。他在诗中激情澎湃地反复吟咏：“翻一个浪头，翻一个浪头，翻一个浪头，我们向前涌！”诗集中有写农民支援抗美援朝的《从乡村出发》，有写女青年送夫上前线的《金丽娟三献宝》。他并不是高产诗人，汇集30年代诗作的整部《十年诗草》也不过1000余行。

    在1958年的文学“大跃进”中，周扬指出，五四以来新诗存在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地结合，群众特别不满意那些“故意雕琢、晦涩难懂、读起来头痛”的诗句，有些诗人却“偏偏醉心于模仿西洋诗的格调，而不去正确地继承民族传统”。

    卞之琳和何其芳为新诗做辩护。卞之琳提出，新诗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民族传统，其形式也应当被看作民族形式。到了1959年初，争论扩大，主战场转移到《人民日报》。卞之琳和何其芳都被点名批评。《十年诗草》原已通过审查，准备修订再版，最终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退回。

    卞之琳就此搁笔。

    “螺旋式上升”

    “文革”后，《诗刊》社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探讨中国新诗的过去和未来。胡乔木作报告，强调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指出新诗坛产生了公认的大诗人，分别是冰心、郭沫若、冯至、卞之琳。场内的人心知肚明，胡乔木是为新诗恢复名誉。

    《十年诗草》得以再版，卞之琳戏仿《文心雕龙》，为诗集起名《雕虫纪历》，称自己的诗歌“只在历史博物馆或资料库的一个小角落暂时可能占一个位置而已”。

    卞之琳开始突击翻译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此前，《哈姆雷特》已于1954年译出，上影译制厂的《王子复仇记》就是根据这个译本整理的配音。但剩下的《奥赛罗》《里亚王》（即李尔王）和《麦克白斯》直到1984年才译出。出版时，他颇为清醒地说，自己已有20多年没有接触国际莎学，原先知道的一丁点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对新近的大部分西方文艺理论也不愿意苟同，因此跨度30年的《译者引言》就算为历史留痕。此后，他没有再译注莎士比亚其他作品。同为莎学研究专家的王佐良评价，在莎士比亚的诗体翻译中，成就最大的就是卞之琳。

    20多年间，卞之琳也尝试提笔写诗。1980年，他应邀访美。班机本要直飞旧金山，在路过台湾时却忽然降低高度，让大陆乘客得以瞥见宝岛。他大感兴奋，两年后拉杂写出《飞临台湾上空》以及访美后有感而发的数首诗歌。

    《飞临台湾上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胡乔木看后很欣赏，致电卞之琳译成英文，在《中国日报》刊出。诗人北塔说，这些诗歌在押韵、节奏方面十分严谨，几乎无懈可击。然而，或许因为感情经过了多年压抑，这些诗歌无法与他30年代的作品比肩。

    对此，卞之琳曾说：“顺着一条螺旋式的道路走去，在一条曲线上，我们能说到哪一点算是‘转向’呢？也许他只是走快了一点而已。”直到晚年，他仍常常说起“螺旋式上升”这个概念。

    “不这样，会更寂寞”

    熟悉卞之琳的人都说，他的晚年是寂寞的。写诗不成了，译注工作也收了摊，主要是整理过往的著作。大书架把外面的光线挡了，白天也要开灯，卞之琳就在那里伏案写作。门外街巷里热热闹闹，门内却像是古代寒窗苦读的人。

    他访美回来写的诗歌发表没几天，已经开始修改其中的字词。自选自编1930年代的诗歌，他仍在琢磨哪里能删一两个字、哪里添上一两个字，以符合他的格律主张。周良沛那时在编《中国新诗库》，为了“卞之琳卷”跑了多趟卞家。他曾给周良沛写信，恳求饶了他，别把他的某个作品收入选集。他对于诗歌的解释也有固执的看法。一次，周良沛说起《断章》让自己理解了各色事态皆为风景，卞之琳纠正他：“它只是表述一种相对、平衡的观念，绝不可作别的推想。”周良沛想，作品写出来，对诗歌的再创造就交给读者了，岂是作者能统一得了的？作者如果因此产生不被理解的难堪，那未免活得太累了，这份完美太遥远，追求的人注定是寂寞的。

    能懂他的人日渐凋零。他曾与北大同学李广田、何其芳共同出版《汉园集》，“汉园三诗人”名号因此得来。他们无所不谈，尤其爱聊散文。他喜欢给老友冯至打电话，多的时候一天两三次，每次都聊很久。他的耳朵不灵，冯至说话声音必须很大，挂了电话往往疲惫又感伤。冯至告诉别人，卞之琳耳朵听不清，总是自说自话，也许他太寂寞了，但不这样，会更寂寞。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23期 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