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狸猫换太子”流行始末

    “狸猫换太子”传说的流行，主要来源于一部小说，即成书于清末的《三侠五义》。这部小说被视作中国公案小说的经典之作，以及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更是后世评书曲艺的重要资源。小说开篇第一回“设阴谋临产换太子，奋侠义替死救皇娘”，讲的就是这“狸猫换太子”的传说。

    传说宋真宗时，宫中刘妃与李妃皆有身孕。刘妃与宫中总管都堂郭槐设计，趁李妃分娩时由于血晕而人事不知之机，将一狸猫剥去皮毛换走了刚出世的太子。刘妃命宫女勒死太子，宫女于心不忍，暗中将太子交付宦官陈琳，转送至八贤王处抚养。再说宋真宗以为李妃竟产下剥皮狸猫“妖物”，乃将其贬入冷宫。不久，刘妃产子，被立为太子，刘妃也被册立为皇后。谁知不久，刘后之子病夭，宋真宗再无子嗣，遂将皇兄八贤王之子（实为当年被换走的李妃之子）收为继子，并立为太子。宋真宗死后，李妃之子继位，即宋仁宗。

    “狸猫换太子”的传说，完全是民间艺人虚构的。它最初还不是写入《三侠五义》小说里的一个章节，只是说书艺人的口头故事，是真正意义上的口口相传的传说。它的具体情节设计，最早出现在清代小说《万花楼演义》。活跃于嘉庆-道光年间的说书艺人石玉昆以明代公案小说《龙图公案》为蓝本说书，沿用了“狸猫换太子”的情节设定，形成了说唱本《龙图耳录》。至清末光绪五年（1879年），又加以修改润色，定稿更名为《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交由北京聚珍堂以活字版印行。

    “传唱”加“小说”的流行模式，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真真做成了一个老少咸宜、耳熟能详的“传说”。

    应当说，“狸猫换太子”的传说，是最早将“宫斗剧”演绎得登峰造极的顶级制作，至于是否真实可信，是否经得起历史考验，并不是老百姓所关心的。

    当然，也有不太相信这个传说，确实为之做过一些历史考证的。譬如，著名学者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号曲园，1821-1907年），就认为此书第一回“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遂“援据史传，订正俗说”，重撰第一回。《三侠五义》初版十年之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据俞氏修订新版的《七侠五义》，由上海广百宋斋印行，也曾流行一时。可这么一改，毕竟还是把这部小说开篇最具传奇色彩的部分给一笔抹煞掉了，变得不那么喜闻乐见，就连一贯以“革命文学”为号召，一贯“破旧立新”的鲁迅先生也不乐意了。

    鲁迅称其“既爱臆造之谈，又不忘考据之习”。言下之意，是讥讽俞老先生既然爱读通俗小说，就应当知晓这类小说里边大多有一些臆造的情节，何必多此一举，还要再为小说来做什么正儿八经的学术考证呢？

    1921年8月21日，鲁迅在致胡适的信中再次提到《三侠五义》的原本与修订版《七侠五义》，明确指出俞氏对原本的修订实乃“多此一举”。

    当时，为确保销路与销量，上海公益书局、校经山房、大同书局等书业机构，均将“狸猫换太子”直接拈提为书名，甚至还将《三侠五义》中的相关故事情节予以扩写与新编，以更大篇幅、更多笔墨来书写这一传说故事。同时，各大书局还为小说绘制了大量插图，几乎达到了“连环画”的形式。    

    新编者在卷首刊有序言，明确表达了“正史”与“传说”应当互相参证而不是互相抵触的基本观念，并认为“史册所载，虽无此说”的“狸猫换太子”传说故事，却可以通过种种点滴史实来推测，“由是以推测，换太子事，如烛影摇红，滋可疑矣”，不能轻言其真伪有无。因“天下之事，因果起伏，必无若是简单者”，所以新编者自告奋勇，要“盖以本先哲之末意，记其事，述其真，以征实于千载而后”。    

    此序很能说明“狸猫换太子”这一传说在民国时期二次流行并达至高峰的根本原因——传说与小说的互存互动对社会文化（尤其是通俗层面的大众文化）的影响，并非纯粹的文史考证与文化倡导所能替代。    

    在《三侠五义》新编本大量涌现之际，抛开《三侠五义》小说原本而“另起炉灶”，完全以“狸猫换太子”传说故事为蓝本，编制为一部新的章回体小说者，也开始趁势而起。    

    上海大观书局推出的《宋宫奇案·狸猫换太子》，就是直接演绎这一传说故事的章回体小说之一，其篇幅竟达56回之多。换句话说，“狸猫换太子”的传说故事，除了成为《三侠五义》改编本的“招牌”之外，也完全可以“自立门户”，独立成为一部新的小说作品了。

    （《北京晚报》6.27 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