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翻天覆地、波澜壮阔的巨变,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已经完成了两次大规模、全方位、根本性的学术转型。第一次是1949年开始的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巨大转型,第二次是1978年开始的从“以阶级论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到“以现代化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巨大转型。而从党的十八大前后开始,正在经历着、进行着第三次巨大转型,我把它概括为从“以现代化(某种程度的西方化)为纲”学术范式到“以本土化(中国化)为纲”学术范式的转型。
第三次学术大转型担负着特别重要的历史性使命。首先,它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本土化与西方化、传统与现代两极之间严重失衡的状况。其次,它将使中国学术彻底摆脱当前愈演愈烈的“知识短缺”的尴尬。中国模式已经在实践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已经颠覆了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结论。当代中国的实践早已突破现有西方理论的边界,这是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的底层逻辑。再次,它将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开拓新的发展路径。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在当代学术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新的关联,换句话说,第三次大转型必须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这座宝库。
原创是学术生产的灵魂,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关键。能否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是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的关键。没有原创性,就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边亦步亦趋;没有原创性,就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也就无从谈起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只有紧紧扭住原创性这个牛鼻子,我们才能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提炼出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显示出中国学派的特色和优势。
说到本土化,本土化的过程绝不意味着把中国孤立化或者说把中国孤岛化,更不意味着与西方学术的简单对立。我们所说的本土化丝毫不排斥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而是更加重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更加注重引进和消化西方先进学术理论。我们对本土化的追求是在全球化、国际视野下进行的。
(《北京日报》6.27 王学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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