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党的四大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在党的四大以前，党对于怎样去实现民主革命纲领，如何去贯彻这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仍不能给予理论上的正确回答。

    促使党的四大明确提出领导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比较正确的指示。1923年5月，也就是党的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强调指出：“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此外，共产国际还要求中国共产党注意农民问题，认为这是“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

    那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间还没有电讯联系，中俄相隔遥远，所以大会召开时未能收到这份指示，故党的三大上没有明确提出领导权问题。

    对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

    党的四大对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的政治态度作了分析，认为买办资产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小商人和手工业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识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民族民主的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占中国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那么，如何才能取得领导权，决议强调：“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党的四大还专门讨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经济落后的中国，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党的四大之后，以五卅运动为起点，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到来了。广大共产党人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与国民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并迎来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

    （《学习时报》6.10 楚向红 安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