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学术当成生命

　　以党项族为主体民族的西夏（1038年—1227年），前期与北宋、辽朝对峙，后期与南宋、金朝鼎足，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王朝。由于历史记载缺乏，西夏的很多社会历史不为人所知，一度被称为“神秘的西夏”。20世纪初，大量西夏文文献在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被发现，西夏学研究从此开启。西夏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史金波先生从1962年开始研习西夏文史，至今已整整60年。

　　陈寅恪先生认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史金波正是在一代学术发展的关键时期，使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引领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西夏学研究。

　　啃下一个个硬骨头

　　无论翻译文献还是做研究，史金波从不走捷径，从不捡容易出成果的题目做，他总是选择那些最重要、学术界最需要的题目，抓住要害，啃硬骨头。

　　要读懂西夏文献，先得认识西夏文。明清以后，随着党项族的消失，记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成为无人使用、无人可识的“死文字”。1975年，史金波在中科院图书馆看到俄译本《文海》，随即利用此书所附的影印西夏文刻本《文海》开始重新释读这部韵书，并独自完成译文初稿。后来，白滨、黄振华两位先生加入翻译工作，于1983年出版《文海研究》，确定了5000个西夏文的字音、字义。同年一并发表《西夏语的存在动词》，首次系统论述了西夏语存在动词的类别、用法和特点，使这一过去看起来杂乱无章、难以理解的语法现象得到合理解释。

　　西夏文草书是西夏研究的难点，也是学术制高点。在近20年努力之下，史金波初步破译了西夏文草书，整理了《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2至14册西夏文社会文书目录，出版了《西夏社会》《西夏经济文书研究》《西夏军事文书研究》等专著，为西夏社会、经济、军事状况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催生了西夏社会文书学。

　　除了读书、工作，史金波没有其他爱好。学术之于史金波，是兴趣所在，是情感所系，他已经把学术和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

　　他常说，一个人如果抓紧时间，一天可以工作十个小时，休息日也可以工作。假若另一个人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一辈子下来就差了半辈子工作时间，两相比较，在业务上可能会逐渐拉开很大距离。因此，史金波格外珍惜时间。他的生活中，没有周末，没有假期，也没有春节，每天伏案工作八至十小时，一年365天，天天如此，数十年如一日。如果哪一天没有新进展、新收获，他就会自责，就感到不安。

　　20世纪60年代读研究生时，史金波在导师王静如先生指导下，从抄写《番汉合时掌中珠》入手，记西夏字的形、音、义，研究西夏语语法，翻译西夏文文献。第一学期，他就熟记书中1000多个西夏字，完成论文《从〈番汉合时掌中珠〉看西夏文语法》。1964年，他参加敦煌西夏洞窟考察，负责抄录、翻译莫高窟和榆林窟中的西夏文题记。那时的工作、生活条件很差，气候干燥加上党河水碱性又大，史金波经常拉肚子、流鼻血，但他从未以之为苦。

　　1970年，他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劳动。第二年，他乘探亲之机，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和《辞源》带到干校，每晚在二层床上落下蚊帐，躲在里面学习。1972年回京后，他一面查找、学习苏联和日本专家出版的西夏研究著作，一面抄录资料，制作了几万张资料卡片，编辑西夏文字典。他又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系统阅读、整理了馆藏100余部西夏文文献。1974年，他的第一篇考释西夏文文献的论文在《考古》杂志上发表。1976年，他与白滨先生到西夏故地调查，收获颇丰，还在酒泉发现了西夏后裔镌刻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史金波有一个习惯，每次参加会议，都要尽量看完会议论文集。即使年纪大了，从事西夏学的学者多了、会议论文集变厚了，他也要读完大部分论文。2016年9月，宁夏大学举行一次西夏学研讨会，满头白发的史金波不仅全程参与了为期两天的会议，点评了部分论文，做了会议总结，还抽空给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师生做了一场学术报告，与会学者无不为史金波的勤奋、认真、执着而动容。

　　从发现西夏文社会文书开始，史金波的学术重心发生了转向，近20多年始终将解读和研究西夏文社会文书作为主业。他不仅对西夏文社会文书产生浓厚兴趣，还与之建立了深厚感情，他曾动情地说：“我对这些社会文书有浓厚的兴趣，没有丝毫的厌倦情绪。”“面对被铅笔、圆珠笔写画得凌乱、模糊，翻阅得发旧、泛黄的西夏文经济文书复印件或照片，感慨良多。我在它们身上倾注了十多年的心血，它们就像我养育了多年的孩子，不知被我抚摸过多少次，我感到十分亲切。”

　　（《光明日报》6.13 和智，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