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变化”智慧

    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化，教行也。”可见，“化”字有两个核心含义，即“大化流行”的变化之意与“人文化成”的教化之意。

    现代科学证明，世界处于运动变化的过程之中，“化”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中国古人基于肉眼观察和哲学之思，也认识到了“化”之恒常与普遍。《周易》强调，阴阳流转不定，不断变化，这就是道；万物生生不息，这就是易。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其一个重要的论断就是道的变动不居、不可规定，故“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一旦言说，就是给了它定义，就是拘碍，就不再是真常之道。

    庄子对万物生化之理说得更为透彻。他认为，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刚刚生成就开始消亡，一物消亡的同时新的一物开始生成。这个“生—死—生—死”永无止境的过程，就是“化”之生生不息的道理。

    庄子还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说大道造化是冶匠，天地是熔炉，万物就是冶匠铸造出来的器物。将变化之理延伸到社会生活，就是对社会不断发展变化这一认知的肯定。

    相对于儒家“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天不变，道亦不变”之类对“经”与“常”之稳定性的追求，以及“贵远贱近”的崇古倾向，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坚持“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在葛洪看来，“远古质朴，盖其未变，民尚童蒙，机心不动。譬夫婴孩，智慧未萌，非为知而不为，欲而忍之也”。各家极力称道效法的上古淳朴之世，其实是民智未开的结果，生产力低下。甚至，经学家奉为圭臬的经典《尚书》《毛诗》，也不如今文之清富赡丽。

    基于这一进步的历史观，葛洪强调社会体制当随世而移，“三王不相沿乐，五帝不相袭礼”。所谓“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正得变化之道的精髓。

    （《解放日报》6.7 袁朗）